【核心提示】虽然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派大多关注的是经学，但在具体的经典解释中却应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许多学者甚至为了以实证的形式解释清楚经文典籍中的条目，不惜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科学研究中，拓展了清代数学、地理学、天文历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内涵与外延。
虽然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派大多关注的是经学，但在具体的经典解释中却应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许多学者甚至为了以实证的形式解释清楚经文典籍中的条目，不惜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科学研究中，拓展了清代数学、地理学、天文历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内涵与外延。反过来，新出现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进一步促进经学的发展。于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经学与自然科学达成了有机联结，二者彼此共生、相互促进。
使用数学方法理解天文、工艺、历法等知识
戴震是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从文献考证的角度，率先将数学研究纳入经学的视野。他认为，没有精湛的数学造诣是不可能理解经典中与天文、工艺、历法有关的内容的，也不可能正确地解释经典文本所蕴含的重要信息与字词的准确含义。因而，其始终以对数学知识的学习、研发为己任。戴震撰写了多本数学著作，如《勾股割圆记》、《九章补图》等，将数学知识条理化、简易化，使之更易用于经典解释。另一学者钱大昕，精通《九章算术》、西洋测量弧三角诸法、梅文鼎等人的数学论说以及《数理精蕴》等知识，并将数学研究的目的设定为明道通经，大力倡导数学考据法。经学大师焦循，以数学释经，十分注重对数理的论证，大量应用朴素的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演绎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会通了中西方数学理念。
在戴震等人的努力下，清前中期的数学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首先，一大批中国古典数学名著得以重见于世，并被妥善保存起来。《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等文献，经过学者的搜集、整理、校勘、注释、刻印，在埋没数百年后与世人见面。其次，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数学的会通。乾嘉学者充分吸收了清前中期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知识，使之与中国传统数学算法相融，如戴震的《策算》、焦循的《加减乘除释》均是其中典范。再次，启示了古代数学方法范式的生成。归纳逻辑方法是乾嘉学者最常用的经典解释方法，而这一方法也被他们大量应用于数学研究中。如焦循在《加减乘除释》一书中所得出的算术基本运算律大多应用的是归纳法，即从个别的数学运算中归纳出用符号表示的具有一般性的算术基本运算规律。虽然以逻辑归纳法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并非乾嘉学派所创，但其应用的广泛性却是前所未有的。之后的清代数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毫无例外地重视归纳法，这不能不说是乾嘉经学家的重要功绩。最后，让数学学习在其时普及于社会。从戴震始，数学成为经学研究者所必须习学的知识，而这在明以前的儒家学者中是不可想象的。
以地理学知识推判古书经典内容的真伪
清代学者的地理学研究如同数学研究一样成果斐然。阎若璩在所著《四书释地》、《释地余论》等书中常以地理学知识，推判古书经典内容的真伪。胡渭作《易图明辨》，以大量证据证明宋代以来的河图、洛书等易图并非圣人传授。他还自著《禹贡锥指》，绘地图47幅，并考察了汉唐以来黄河改道的历史。戴震用了10年时间，3次校勘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详细记载了每条河流流经地区的地理沿革情况及民情风俗、历史古迹、农田水利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古典地理著作。但由于它成书较早，在长期流传抄刻中，错字、乱句很多，又因古人行文用字与近代有很大不同，一般人不易理解。而经过戴震的认真考校，补其缺漏，正其衍误后，原本传抄错漏且难读的《水经注》终成为“可读”之书。此外，戴震还纂修了《汾州府志》、《直隶河渠书》等地方志，自制出诸多中国区域地图，运用了明确的比例、方位、距离、地形等表示方法。
清代学者对于地理学发展的贡献是明显的：第一，它推动了重实践考证的“目验”式地理研究。祁韵士亲历中国西北地区，作《伊犁总统事略》、《新疆要略》等。他直言，自己的研究方式深受同乡阎若璩的影响。之后的张穆、徐继畲等人的中国地理考察，同样是“目验”式地理研究的延续。第二，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方志学”。虽然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关于修志功能的论述，但是方志学的真正系统化却归功于以戴震为代表的纂辑派（又称地学派）的研究。纂辑派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身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讨论了地理沿革和地方文献的研修问题，开创出纂辑、测绘、校雠、采访、检查案牍和缮写等修志方法，让“方志学”以学科的形式闻名于世。第三，为19世纪后半期清代学者地图绘制成就的取得，打下了坚实基础。19世纪下半叶，清朝出现了《水经注图》和《历代舆地图》两部里程碑式的历史地图巨著，而地图的绘制者杨守敬等人本身即是乾嘉学派的传人。
催生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近代化之萌芽
在天文历法学的研究方面，乾嘉学派对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日食”等天文现象进行了科学解释；系统地分析整理了自上古至清初的主要历法；撰写了《原象》、《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等一大批天文历法学研究专著。受其影响，原本在明代受到颇多阻碍的天文历法学得到了发展机会。上至帝王（如康熙），下至普通士子均把天文历法学的知识当作必修的课目。这彻底改变了明代由于统治者自开国之初即下令严禁民间学习和研究天文历法，致使传统天文历法学在明王朝长达二百余年的统治中失去发展动力的状况。伴随着学者对天文历法学研究的拓展，人们对相关知识的认知不断深化，典型的例证是，由清初传教士汤若望等编著的《时宪历》精确性优于传统《大统历》和《回回历》，终于被世人认可，并成为清代官定的历法。哥白尼日心说、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及有关太阳黑子、太阳自转、月面结构、金星位等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亦随着乾嘉学派对西学研究的深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且直接催生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近代化之萌芽。而一大批新的天文仪器，如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经限仪和天体仪等也在新的知识指导下制造出来。
至于经学与自然科学能够达成有机联结的原因，按戴震的说法：要理解经典，必须具有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肯定地讲，乾嘉学派的出现让清代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
（作者单位 ：黑龙江大学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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