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基先生，摄于2010年
我是邓绍基先生的再传弟子。我的导师李玫老师是邓先生的学生。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李玫老师曾经带我在所里见过邓先生，邓先生和蔼可亲，勉励我努力向学。我考上博士研究生后，2010年1月初的一天，李玫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让我联系邓先生，说邓先生找我，原来是邓先生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篇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文章。由此因缘，此后我每周到邓先生府上问学，先生爱护后学，不以我常去为扰，悉心指教我，这是我求学生活中的最大幸事。
先生去世前这三年的主要工作是编定文集。众所周知，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杜诗别解》影响很大，而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更是对元代文学第一次系统、全面的研究。除了这些著作外，先生还发表了数百篇学术文章，包括论文、书序、书评等，这些文章多半未曾结集出版。先生到晚年才整理这些文章，在编订文集的过程中，决定哪些文章收入到文集之中时，先生的态度很严格，可以说是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程的一次系统梳理。选定的文章，先生都作反复修订、校读，有些文章作了很大篇幅的补充。先生编定的集子一共有四种，分别是《邓绍基论文集》、《元剧考论》、《古典戏曲评论集》、《学术评论集》，但由于出版周期，先生未能看到这些著作出版，是为憾事。
这三年里，先生仍笔耕不辍，撰写学术论文十多万字，主要集中在元杂剧研究方面。记得我在师从先生之前，曾在中国文学网上看过先生简介，其中已经提到他要出版元杂剧研究方面的著作，但始终未见出版。师从先生之后才知，之所以迟迟未出版，是因为还有几篇文章未写出。先生撰写的《虞集与〈十花仙〉杂剧》，是先生主编《元代文学史》时就有了想法，但到了2011年才写出。
这三年，先生每在撰写论文之际，都会在我问学时，跟我讲他的写作思路、文章主旨。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有时他会直接诵出要援引和分析的诗文，讲到会意开心处，他的眼睛会眯成一条缝，沉浸其中。我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有时对先生诵出的材料感到很陌生，先生也不以我为无知。记得先生在撰写《杨维桢的涉及“关卿”的一首宫词》时，看我对他诵出的材料很陌生，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拿书给你看，你就知道了”。先生虽然对材料能够记诵，但写成的论文，却要反复核对原文，不用二手材料。
先生写成的论文，都要放一段时间，看有无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再交刊物发表，他管这个过程叫“闷”，他也告诫我把论文“闷”得久一些。先生的论文，就我所知，《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一文“闷”得最久，此文3万多字，2010年5月撰成，2012年6月才交《文化遗产》，发表在2012年年底出版的第4期上，“闷”了两年半。
先生撰写的最后一篇论文是《解读〈牡丹亭〉》，此文定稿于2012年12月20日。因我2012年7月博士毕业，下半年回到湛江工作，所以先生是通过电话给我讲了论文的主旨。先生讲自己论文时，即便对学生讲，也很谦虚，他说这是在旧稿上改出的，但事实上差不多是一篇新作。这篇论文是由我帮先生录成电子稿的，先生将初稿的复印件寄给我，第一稿一万多字，利用旧稿的地方很少，后又寄来补写的第四、第五部分手稿复印件，都是新写成的。此文电子稿也经先生反复修订达7次之多，最后定稿两万来字。文中有很多创见，比如解释《惊梦》中柳梦梅初见杜丽娘所唱“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似水流年”为“‘水灵灵’的年纪”，这样才能与“如花美眷”相对，也符合剧中情景。
先生晚年生活也进入了网络时代。他不仅每天上网浏览新闻网站，关注时事政治，还开了博客。2010年6月以后，先生的博客都是由我协助打理。先生的第一个博客是在精英博客网开的，后来听人说新浪博客影响力大，又在新浪网开了博客，后者主要刊发先生作的诗词，不过关注的人少，2011年以后就没再更新。先生每次将要发表的文章发给我，由我发到博客上。先生的博客更新很有规律，一般一个月刊发一篇，每篇文章都专门撰写上网题记。直到2012年春天，先生持续高烧、咳嗽，天天输液，博客更新才没那么及时，但今年春天先生仍在精英博客上发了两组诗词。先生发在博客上的文章，也经过修订、校对，以及力求版式美观。记得有一次我代先生发完博客，正要出门，接到先生的电话，告我新发的博文上有一个错别字，叮嘱我改过来。先生发博客都如此严谨，正见出他的治学精神。
2010年是俞平伯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但纪念活动因故推到了次年。当年11月4日，邓老师在精英博客上发《浅谈俞平伯先生的词论著作》，先生在上网按语中说：“这还是一篇旧文，发表于1998年。今年正逢俞平伯先生110年华诞，又值他逝世20周年，上网登录，以资纪念，并寄哀思。”后又在12月24日在新浪博客发《缅怀俞平伯先生》一文，上网题记说：“谨以此文，祝他冥福。”当晚，先生给我发短信：“今是平安夜，俞先生是好人，好人一路平安。”由此可见先生对俞平伯先生的深情。或由此触动，先生在2011年在几篇论俞平伯先生学术成就的旧作基础上，写成《俞平伯先生与古典文学研究》一篇长达3万多字的宏文，对俞平伯先生的学术成就做了全面的论述。
去先生府上时，我时常拿自己的习作向先生请教，先生都是耐心地一句一句修改，我深知这花费了先生很多宝贵的时间，感激不尽。先生还会将改好的文章推荐发表，提携后学。2011年9月15日，我去先生家，往常先生都是坐下与我说话，这次先生却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原来是先生要指出我习作中的问题，但他倒觉得批评我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所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其实作为学生正应该多听老师的批评才能有所长进呢。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先生的教诲我也铭记心里。
刚过去的寒假，我帮先生整理《学术评论集》里收入的一些文章，这一部书稿于今年2月末编好。其间，跟先生打电话、发短信，先生说到自己的病痛，并说正月初七会去检查，后来问先生检查结果，先生回复短信说无大碍。而没有想到，3月11日早晨收到先生的短信：“春节后快速恶化，3月6日觅得一医院，我估计时日无多，特告。”虽然给先生回信息时说了很多安慰话，但自己的内心仍然很焦灼、担心。周末我到北京，周一上午去医院看望先生，先生虽然需要吸氧，但意识还很清楚。我要走时，拉着先生的手说，等我再来看您。先生说：“小岩，回湛江去吧，不用再来看我了。”我虽然面带微笑，内心却很难过，而这竟是我见先生的最后一面。
先生去世后，李玫老师发短信给我，其中说到：“幸亏你去年赶着帮邓先生把文集编出来了，师母几次说感谢。”其实，编文集我只是做了一点协助工作，更多的是先生自己花精力修订和校读，反而是我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治学方法、治学精神，虽然我还不能全部化为己用，但我已得到了先生能给予的最好的财富。说感谢的，应该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