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固然重要，但它还是和语文没法比，“去其史”，大不了做一个断代史，“灭其文”才是“断其根”、去其本。
法国最著名的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哀悼“灭其文”的。那是外族侵占。
我们也曾被蒙古人、满族人占领，不过从未受到“灭其文”的威胁，相反我们将入侵者同化，体现出中华文字顽强的生命力、感化力。其根基壮硕伸延，覆盖大地，几乎无与伦比。
既然“灭其文”很难凑效，那就“乱其文”，怎么样呢?
多年前，中学语文课本曾受批评，现在再看其中的选目，美文增加了，几位作者反复出现的例子减少了，似是而非的文章基本清除，外国文学也稍有改进。涵盖的“新人”包括沈从文、汪曾祺、胡适、孙犁等。外国作家则偏于“老人”，如雨果、泰戈尔、安徒生、普希金等。
问题较多的反是小学课本。单看篇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里面的内容。譬如比较流行的版本中，偏向战火、权斗和打杀，采用了这一类文章:卧薪尝胆、虎门销烟、林冲棒打洪教头、大江保卫战、小英雄雨来、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孔繁森、卢沟桥烽火、三打白骨精、西门豹等。
一个国家最重要、最核心，用途最广的学科正是语文。科举一千多年，我们曾经只考语文里的作文，想来有它基本的道理———语文承载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全部精神和灵魂，一切需要文字的地方都关乎语文，历史、哲学、政治、地理、生化、数理，医农工商兵，哪一样能离开语文?
因此，欲新一国之文化、精神气象，必先优化教科书选文，选文所传达的理念、精神、气节，会影响一个人的终生，因为这正是长身体、长知识、长经验，形成自我品性和意识的黄金年代，记忆力最好，其潜移默化，是融在血液里的，长大所学，无论如何去用功，都进不了血液，俗谓“童子功”。
钱理群先生一直想从事中小学教育，让后来的孩子少走弯路，炼好“童子功”。后来，他亲自操刀主编的教材以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语文读本》最为著名。这套书当然是“辅导”教材，却被一些教育家誉为1949年以后最好的教科书，这是相对1949年以前最好的教科书《开明新编国文读本》来说的。
比较《新语文读本》，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作者，是在其它教材里很少选到的人:梁实秋、林语堂、陈寅恪、钱锺书、陈独秀、蔡元培等。
上述选本里的中国作家，以锐气、美文见长，外国作家，则是20世纪的更多。足见其他版本的教科书之缺憾。
从长远来看，小学课本当然比之中学课本更重要，毕竟它是我们读书求学环节上的第一链，而广西教育出版的《新语文读本》小学版，在选文上是确实费了不少功夫的，但它和中学版一样，普遍偏厚，短短一学期，能否学好学透学精，也是可以查问一下的。
民国时期的课本不然，虽然它一般分为启蒙、常识、歌谣、修身、故事、童趣等几大类，但每类教材都很精简，指向和目的也有所不同。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民国时期完整的中小学教材，都各有特色。然而由于当下的小学课本编写最不得法，最需要改革，因此我们还是更多地参考、认识一下民国年间，中国的小学生都用的是怎样内容的课本。
1916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华初等小学“新式修身教科书”，字为手写书法，一课一图，主张“若要儿童有坚定的信仰，就应当追求传统的道德”。为此，编者设计的一到五年级课文的题目是“上课、游戏、守时刻、守规则、敬师等。
1917年，商务版“国语教科书”由庄俞、张元济等人编成，从儿童居家、处世、读书、见闻等取材，多数编成以孩子为主角的故事，图文结合，介绍自然、农商、历史、生活小常识，全面、深入、精微、纯朴，成为民国年间影响最大的语文教科书。内容包括“清洁、起居、节饮食、惜物、惜时、爱亲等。
这些文章，比较成体系，近取其身，生趣盎然。连介绍到的那些人物，也都是历史上的，几百年以外的，每个人都是截其一点，风格朴素，亲切自然。文字更考究。亦文亦白，尽量用白描，深具汉字之简洁美、意境美、音韵美、含蓄美。我最喜爱的几篇课文则是:
《晓日》:天初晓，鸟啼树间，披衣下床，推窗一望，东方已白，红日上升，流霞成彩，未几霞散，日光射入室中，鸟声渐少。
《采菱歌》:青菱小，红菱老，不问红与青，只觉菱儿好。好哥哥，去采菱，菱塘浅，坐小盆。哥哥采盈盆，弟弟妹妹共欢欣。
这里融入了多么深阔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内?读这些美文，我们既能吸取知识，了解社会，又能热爱生活，懂得礼仪，学会基本的交往、处世、为人、修身之道，沉醉于优雅干净的文字意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