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读研究所时，因为找不到方向而正陷入苦恼中，那时候的感觉是不能区分史学与史料的分际，尤其是在一个观念上:如果史料仅仅是因为搜集、归纳就可以成为一本史学论著，则其间所用下的只是时间与工夫而已，如是则任何人皆可以胜任从事，假设他愿意。如此一来，学术心志、职志何在?我们对于不同类别的企业工作、政治工作与学术工作间的区别与分际，无法找到也无法体会;这正是苦恼着我的。现在看来，当然有不少浅薄，但也反映了当时的执著信念:学术工作者必有一个所向的职志境界者在，才能引领我们前去而无悔;也使他与仅仅是工作区别开来，这样，才能“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最好是“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个郁郁心结一直到我阅读《二程全书》才豁然起来。从程颢、程颐的语录之中，能感受到:他们展读经书、史书所留下的片言只语，虽在千年之后，也仍然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个感染正传递着一个讯息:他们读书是为了“学”，为了要“学”，所以要读书、静坐、思考、观察。当然就他们而言，“学”的重心是放在“学”圣人之道上面，“学”人之所以为人上面。从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到程颢的“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于是我深深感觉到在历史长河中，古人虽往，典型犹在，在你细心深体深观中，可以感到一股正绵延不绝的传递，在你的灯下，在披读古书中，在“学”中，向你传来。上一代，正透过这些人，一个一个、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给子孙、给未来。我似乎朦胧感觉到，他们正在忧心的事，他们感慨“儒门淡泊”，他们正致力于承继先贤的志业，他们也正努力于作自己承传而来应该作而且想要作的事，我当即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这决定了我把研究方向定在儒家，定在学术史。我把我的这个历程及一些想法，向我的老师马先醒教授(当时正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禀告。不久之后，他即带我至外双溪，说要带我去谒见钱宾四先生。我无法形容我初进“素书楼”的感觉，作为一个年轻无知的学子，我是这样的浅薄，以至于进入素书楼———一座纯粹中国而又书香气息的宅府，大厅供着朱子像，旁有朱子的手迹榻印———我竟茫然不知所措，如何进门，上阶，入玄关，如何谒见行礼，这些都是我所不知不习的，我于是埋怨起《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如何不在各个弟子的谒礼其师之过程多著些墨———当然，这其实只是我自己读书问学太少之故。记得当时，太师母先招呼老师与我，要我们入座，而后不久，钱先生即从二楼下来，一步一趋，他穿着一袭长衫，入座之后，即用火柴点上烟(钱先生戒烟似是在1984年之后)，马老师随即请安，陈述近况，以及禀明来意，钱先生点点头，随即便转向我，问道:“近读何书?”我从他老人家下楼落入我的视线开始，早已惊住了!在我大学迄研究所的过程中，固然不乏一些有气质的教授，但多半是“学者气质”;传统中国的所谓儒者，在一乡一郡之内受百姓景仰的那种气质，书上谈到的一些各代大儒，如朱夫子、阳明夫子者，不过闻其名、知其学问宏大甚深而已，哪里还能想见他们的当代风采呢!但钱先生一出现，就深深让我感受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学院中的典型气质———原来这就是“儒者气象”，原来儒家谈学果不徒是纸上学问而已，其间自有气质存养、率性修道在;朱熹、阳明他们接引后学时，后学所惊叹仰视他的，是否也包含着这些呢?想到这里，心中愈发的局促。其实钱先生接引后学是很和蔼的，当然，除了大程子的“一团和气”，也含慑了小程子的“严明气象”，但我因初次惊见，而不免心中惴惴，原先的来意，早已由问学而转移到人上去了。吕坤从儒家标准将人区为圣、贤、豪、杰、才、智、聪、明、愚……等级，我自惭泥涂，仰视霄汉，马老师当时在旁频示我要多问问题，提出一些平常读书治学不能解的疑难迷惑求解，但我此时结结巴巴，哪里还有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的勇气呢!嚅嚅地，先提了一下几个明末大儒，但方才早说过，我平日读书甚疏甚浅，结果竟把刘蕺(即)山念成了刘贸山，钱先生一听大怒，认为我是研究生，又是研治中国之学，何以识字也不能;随即感慨今日学生程度，用心致此。我此刻头额上的汗粒斗大如珠般颗颗留颊下，口中嚅嚅，噤不敢声，此时还是入冬呢。但钱先生随即颜色趋缓，开示了一些治学的道理，并要我续言。好不容易，我问了一个《大学》上“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的“命”字，汉儒、宋儒、清儒所著何以不同的问题。钱先生这才颔首，转对马老师说:“这孩子还肯读书。”随即以汉文帝与贾谊之事，来讲述这句经文中所蕴含的道理，并综合汉儒、清儒的见解，分别以郑玄的以“慢”注“命”，及清代俞樾的以本字释“命”，来作讲疏，钱先生一向反对在学问上立门户，也不赞成今人对汉学、宋学作过度的分野;举文帝与贾谊示例，自又不是空讲义理而已。文帝是一国之君，贾谊是长沙王师傅，其间关涉，自是由义理而道理、事理，由经义而为人处世而治平，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以实事而见微知著、以史证经，钱先生侃侃道来，毫无滞义，直有“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深切而著明”的意象。我频频叩问，疑难频频豁解，此时真是以吾华冈学府有此一大儒而觉光荣，并暗自感佩张晓峰先生办教育与学校的古风。告退之后，在东吴道上，马老师见我脸色犹泛红，知我犹为方才“蕺山”之事而心惭，便安慰我道:“能得钱先生一骂者，亦不多闻，虽未以许，比诸泛泛，亦不易矣，君犹不知足乎!”我方色安，欣随马老师驱车返回华冈。太老师宾四先生自1967年起由香港迁居来台湾，翌年即定居于外双溪素书楼中，仍专一致力于著述、教学;关于后者，钱先生主要是在向来尊崇学者、儒者的张晓峰先生所办之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专任讲学(当时的班主任是宋晞教授)，上课地点即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来听课受业的，不仅止于文化学院的研究生而已，当时台湾大学、师范大学……等其他大学的研究生、教授，以及一些社会上已任职的人士，也都慕名前来旁听;一直到1986年最后一堂课告别杏坛，以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讲题为止。钱先生是尊仰朱子的，在他座落外双溪素书楼的家中，便供奉了朱子的像与墨迹，这显示了朱子在宾四先生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固不乏其例，而且正是代代有大儒兴起的原因之一;孔子的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孟子的以“圣之时”尊崇孔子，司马迁的效孔子为《春秋》而为《史记》;照朱子的解释，这即是“学”，不仅是“觉”，而且是“效”。钱先生的学问正是这个孔子以来的学问，孟子举孔子而所以为孟子的学问，朱子学圣人而所以为朱子的学问，钱先生学朱子而所以为钱先生的学问。如果中国的儒家自孔子以来便有一个通过历史之流，绵延不绝的“学”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传统，那么，钱先生正是以承启这样一种学问为心志的中国人。叔孙豹所云“立德、立功、立言”，随便哪一项，都是要用生命来印证的，素书楼一时的在不在没关系，因为它是有限的;而钱先生所承的、所传的，才是无限的!钱先生显然以他一生的生命，印证了孔子、孟子、太史公、朱子所印证的!1990年8月，先生去矣，然而历史长流，丹青常在，昭史册，传儒林，终必为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