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原有的古建筑拆掉，为新的市容规划腾地方，或者举着保护修缮的名义重新修一个新的，最后变得“画虎不成反类犬”；为了旅游开发，找中国文学名著里的虚构人物来当资源，修“故居”、造“故里”，让人啼笑皆非；重金打造一房地产项目，唯恐无人赏识，于是在宣传上欢呼“某地崛起新的文化地标”……
例多不胜繁举，每每见诸报端。想提升城市品位，出发点是好的；想打造文化地标，办法也不算坏；可是，钱花了不少，却伤害了本来有的文化记忆。文化地标没文化，这是近年来城市建设中常见的文化问题，也是文化建设中常见的一种“质量”问题。
如果说，用钢筋水泥或者土木砖瓦筑成的建筑是一座城市的肌体，那么，附着在建筑之上的历史记忆、人文精神就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肌体和精神交融汇合，方可谈得上文化地标。在强调“五位一体”建设布局、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今天，城市建筑的更新速度，也许可以折射执政者的能力；文化地标的存留发展，却更考验执政者的眼光。
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旧”情况。本来有的古建、遗迹、历史名人故居等，它们可能和所谓的现代城市风格不太合拍，但是却承载着历史记忆，本身就是文化地标，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资源。这些“旧”记忆，需要的不是大拆大建，而是一些细水长流的钱，怎么在不伤害外观的情况下加固，怎么改善管理，怎么合理进行开发利用。我们有些地方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宁可花更多的钱，拆了又建，面目全非，修旧如新，不伦不类。
还有一种是“新”情况。各地搞文化建设，总有基础建设投入，上马造了不少博物馆、大剧院，甚至花大价钱搞了好些城市雕塑。在有些县市，这样大的投入和财政不匹配，而学校、医院这些更关切民生的基础设施又跟不上，两者一比较，老百姓很不满意。这样的文化地标，收获的社会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当然，城市在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只要质量过关，将来几十年都可以用，但是老百姓要看政府的钱有没有花在刀刃上。他们会想，古代的县官在手头不紧的时候，都希望能在任上把县学修好点，为什么现在的干部总是把眼光盯在一些贪大求洋的楼堂馆所呢上？这种本想建设文化高地，却往往弄成价值洼地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要改变这两种情况不容易，恐怕既要“触及灵魂”，也要“触及利益”。触及灵魂，就要改变执政者的政绩观，有大工程就有高GDP就有政绩的观念，打造一两个形象工程就是搞好了一个地方的形式主义评价标准，应该清除；触及利益，就要斩断在项目和审批权力之间的利益输送链，在拆旧建新过程中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在大工程背后可能隐藏的大贪官，应该及时查处。
约1000年前，北宋名臣范仲淹写了《岳阳楼记》。他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什么意思？先搞好经济民生，创造出好的社会氛围，才重修这个文化地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也是因为这份精神寄托，才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文化地标。
“古仁人之心”，今天依然值得为政者学习。至少，在决策或拆或建文化地标的时候，绷着这根弦，多想想民生、多想想历史，文化地标没文化的闹剧才会离我们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