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中旬，笔者在云游中国西部古道途中，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此前受《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的影响，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的“罪人”形象曾长期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并一度也曾对导致无数国宝流落异国的责任人王道士义愤填膺，恨之切切。参观完相关洞窟，我便恨不得也拿起笔，做刀枪，或者立即以唇为枪，以舌为剑，加入口诛笔伐的队伍，朝着曾经变卖了中华遗产的莫高窟近代史中的罪大恶极之人狠狠击去。
8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遗恨早应该消除，而80多年前当事者的功罪也到了明判是非的时候。从藏经洞取出的数万件软文物中的绝大多数分散于13个国家的30几个机构和私人手中，至今无法回归，有的甚至难觅踪迹，令人扼腕叹息。历史长河中的史实不会因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王圆箓这个斗大字不识半升的湖北麻城县农民，因家乡连年灾荒，受生活所迫，辗转流落至甘肃酒泉入道修行，被人们称为王道士。光绪十九年的一天，已入不惑之年的王道士在云游敦煌三危山时，发现了莫高圣境。王圆箓感慨万千，狂喜之下，忘却了自己的道士身份，长期居留于此，成了一位负责任的佛寺住持，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
莫高窟是佛教圣地，历来都应该是和尚们的领地。然而，上天偏偏把一个地地道道的道士安顿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竭尽虔诚之心，奉效犬马之劳。
王道士以中国农民对佛教极其单纯的虔诚和勤劳负责的精神受命承担对莫高窟的日常管理后，自觉践行了三大任务：清理长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领僧众四处奔走，苦口劝募，寻求布施；将化缘得来的钱财尽其所能，抢救修复坍塌的洞窟和其中的塑像。敦煌地区人烟稀少，甚至数百里中无村户，能够获得多少布施和化来多少善缘是可想而知的。而偌大的洞窟区需要投入巨额资财实施修缮，还要满足和尚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也够难为这个农民出生的王道士了。然而，以对佛的一片虔诚之意，他苦苦支撑着这块圣洁之地，近40年一以贯之，直至老去。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时，王道士突然发现：“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引自王道士墓志，标点是笔者所加）。
有大量资料显示，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王道士为保护莫高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王道士曾数次逐级写报告、送样品，要求将这些文宝交上级官府保存。他首先徒步50里，赶往县城找严泽县令汇报，并奉送了取自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做样品。结果碰壁而返。三年后，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道士又挑选出一包佛画去拜见。汪县令阅过，虽然惊叹不已，但还是没有对这些文物实施登记保护，只是写信告知了甘肃学政叶昌炽。对金石学和古文书有较高造诣的叶昌炽得知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后，一方面函请汪宗瀚实地考察；一方面着力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如数将其运至兰州保存。后由于清政府推说路途遥远，运费难筹，藩台衙门只得下文责令王道士就地保管。
此后，王道士从清沙运土、供养和尚到承担对文物的保管，担子越来越重了。
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莫高窟国宝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王道士“卖“掉的。
首先，据英国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图记》原著译本记载，当年窃走敦煌文物的当事人之一斯坦因绞尽脑汁，竭尽引诱、欺骗、布施、盗窃等卑劣手段来对付老实巴交的王道士，最后其强盗行径终以得逞，并先后两次从王道士手中劫掠大量国宝运至大英博物馆。
其次，是各级官府对王道士的一片热忱表现冷漠，对他发现的宝藏根本不当回事，着实让王道士心灰意冷并误导了这位文盲道士。无奈之下，王道士心想，既然这批黄纸残绢不能引起官府的重视，也许它们确无多大价值，我何尝不可以用其换回一些银钱来资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缮呢？由此推论，是官方的态度导致王道士可以放心地出售藏经洞的文物。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始终犹豫不决，甚至在一瞬间作出了非常英明的决定。斯坦因写道：“到了第二天晚上，却遗憾地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所有藏卷全部运回密室中去了。”如果就此打住，也许会避免了一场大错，历史也就改写了。可谁知，王道士终究还是败在了奸诈无比的斯坦因脚下。
为了尽可能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布施的实物证据，斯坦因付给了王道士4锭马蹄银，安排他在一个废弃的小窟里树了一尊玄奘的塑像。
第三，是王道士对唐僧的异常虔诚崇拜。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头脑简单，但信仰却很执著，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对唐僧却顶礼膜拜。窥探到王道士的内心秘密后，斯坦因通过蒋师爷（斯坦因聘请的汉语翻译蒋孝琬，人称蒋师爷）告诉王道士：古时的唐僧到印度取经，而今，是唐僧让斯先生把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他们编造了离奇的神话来欺骗这位头脑简单又十分迷信的王道士，还故意时常寻找关于唐僧的话题在他面前提起，以便引起共鸣。王道士听说斯坦因是奉唐僧的在天之灵托付前来东方取经的，于是虔诚地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让斯坦因得以进入密室，对大量文献进行翻阅、选择。5月28日日暮时分，被斯坦因选中的全部藏卷终于被运出了藏经洞。
历史就这样无情地捉弄了王道士。
除了斯坦因先后两次从莫高窟窃走文物外，历史还记载了几起莫高窟文物散失毁损事件，有的与王道士有关，有的与他无关。其中，精通汉文的法国人伯希和在离开莫高窟的第二年即1909年，将少量经卷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这才引起了中外震惊和舆论的哗然。
次年，清政府命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尽数运至北京。其间，又一路被地方官绅争相捡取、截留。就这样，藏经洞总量近6万卷的国宝藏品仅剩下8000来卷运抵北京。
莫高窟国宝就这样散失了，流落到了世界各地，从而演绎了一场巨大的民族悲剧。以致于今天，我们的研究人员所需要的有关内容，还得花巨资一次次屈辱地从其他国家去买回微缩摄影件。
我们能否这样一想。当藏经洞初被发现时，如能引起当局重视，凑几个运费，运进国家博物馆，这些故事和遗憾不都没有了吗？然而清政府却推说“凑不起”！就连被强盗们劫掠后剩下的不足万件也都被各级官绅截拿2000余件。试问，要是这些国宝全数留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斯坦因和王道士这一节故事，到现在还能剩下几张草纸，几块残绢呢？
有足够多的资料记载，王道士拿到斯坦因的“捐赠”和“施舍”后，除塑了一尊玄奘塑像外，还清理修缮了破败的庙宇和坍塌的洞窟，重塑了已经斑驳不堪的所有金身，修造了大佛前殿的楼阁等等。
且不说80年前的王道士保护文物有功，至少他40年如一日远离贪腐，辛劳为公，虔诚信仰，一贯始终。历史并没有记载王道士私自占用了出卖老祖宗遗产而换来的一分钱。至死，他也就是一身道士长衫，一顶圆布帽，便被他的继任们装进了洞群外面的道士塔，仅比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时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的素服。
王道士的功过是非，亦或是“罪人”的悲剧永远值得我们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