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13年12月29日仙逝的美籍华裔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虽然自上世纪40年代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并长期任教，但很多人都还是习惯称呼他为“中国文学评论家”。我想，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他的专业主攻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其二，他本身就是中国人。老先生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早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后随其兄到北京大学任助教。
夏先生著述颇多，但为其赢得赫赫声名的就是那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锺书在给夏的信中称，“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记得吾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读到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痴如醉，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读大学的文学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类同嚼蜡。本来谈文学史的著作，应该充满文学的趣味，偏偏这类教科书，把一部文学史弄得跟木头人似的呆滞无趣。因此读夏著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吸引人，拿起来就不忍释卷。这一点与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著作有同样的感觉，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可视作一部文学著作。其中，不仅新见迭出，而且充满性情，每一个字似乎都浸透生命汁液，“笔跃句舞”，张力十足。
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个人以及学界就认为，夏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就一言九鼎，无懈可击。实际上，夏先生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或者说这是一部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偏见”的学术著作。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夏先生把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可以说居功至伟。他从纯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张天翼的文学成就，把原本被遮蔽掉的作家作品挖掘出来，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许多观点，由于是从细读文本出发，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营养，然后作出自己的独立评判，新颖而独到。但说他的某些观点有偏颇，有“偏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比如，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鲁迅之上，就过分抬高了张的文学成就，而低估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夏先生的眼中，张爱玲几乎成了神话般的文学天才，对此，我觉得是因他强烈的个人趣味使然，大概很难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且撇开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那层关系，在民族大节上给她带来的人格“污点”不谈，单从纯文学角度说，她的文学成就也远不能跟鲁迅比肩。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虽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艺术感觉和语言也有非凡之处，但跟鲁迅的《阿Q正传》比也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读完《金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不会留下什么;但鲁迅《阿Q正传》中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以及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思和批判，已经深深烙在一代代中国读者的脑幕上。类似的“偏见”，可能还存在于对张天翼的评价上。夏先生的“挖掘”之功，成功地体现在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身上，但他同样极为推崇的张天翼，却始终未能在读者中“热”起来。
当我们在批评夏先生的著作中有“偏见”时，其实，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大陆学界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曾存在的严重“偏见”。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结束，学界在评价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成就时，始终戴着“极左”的有色眼镜，过分抬高了带有左翼政治色彩的作家，而遮蔽掉了一些文学成就很高、不该遗忘的作家。一部文学史被严重地扭曲。诸如胡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就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偏见”与“偏见”撞击后，或许会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使得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知“回落”到客观史实上来。
有人指责夏先生看待左翼作家有政治“偏见”，夏先生坚持认为，作家只有好坏两派，没有其他派别。一部现代文学史正在被不断地“重写”，这里面应该说也有夏先生“偏见”的一份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