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南(PatricKHanan)
4月27日，从微信朋友圈上惊悉著名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去世，一时间不敢相信。去年下半年，听说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身体也时好时差，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一个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就这样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也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2004年，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李欧梵老师邀请我以“合作研究教授”的名义在哈佛大学访学，我得以亲炙韩南教授，聆听教诲，此情此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李欧梵老师给研究生开了一门“晚清文学与文化”的seminar，特别请已经退休的韩南教授前来助阵。韩南教授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牌教授，可是每周二下午的seminar，他总是提前十分钟走进教室，手上还夹着几本晚清小说或相关资料。有的学生报告不免单调，我都止不住有些犯困，可是韩南却总是全神贯注，认真听着学生的发言。他几乎不多说话，每次学生讨论之后，他轻言细语所作的评点，却一语中的，切中肯綮，而且旁征博引，让人大开眼界。有一次，我的导师让我查找一份19世纪末期的英文刊物，一些晚清翻译的作品就译自这份期刊，我搜遍Widener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数据库都遍寻不得，只好约了时间，去韩南办公室请教。他当即为我详加解说，细细指引，对晚清期刊的熟悉，令人叹服。那时李老师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跟韩南聚会一次，共进午餐，我时常有机会叨陪末座，听着两位老师纵论汉学界的各种话题，看似漫无边际的闲聊，却见出高手论剑的火花四溅。后来回国后我开始从事海外汉学研究，与此不无关系。韩南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可是与他的交往却丝毫感觉不到什么架子，他永远都是那么谦逊，低调，从来都是面带微笑倾听你的意见，然后再提出他的意见，不经意间就因隐示深，由简致远。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也是一个温暖的人，是颇具中国古风的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
韩南1927年出生于新西兰，1949年获得新西兰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并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产生兴趣，1960年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斯坦福大学。1968年起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1988—1996年间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大大推动了与中国学界的交流。1997年韩南从哈佛大学荣退， 他把退休视为“永久性的学术休假”，继续笔耕不辍，成果不断，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
韩南对中国文学可谓情有独钟，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他在伦敦大学攻读英国中古文学博士学位期间接触到一些中国文学的英译本，毅然放弃已有的积累和研究，从头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是少数得以在1950年代到中国进修的欧美学生，曾得到郑振铎、吴晓铃等学者的亲切关照。“文革”结束之后，他与大陆学界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un’s Fiction”，1974）收入1981年出版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金瓶梅〉探源》（“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1963）被收入1987年出版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而其专著《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1981）也在1989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韩南本人在1980、1990年代也曾多次来华访学，骁马的《访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韩南》（《读书》，1985年第8期）和张宏生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韩南教授访问记》（《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记录了当时韩南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对未来的展望，其中很多的研究计划都一一实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海内外学界交流的不断深化，韩南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已经越来越为大陆学界所了解和认可。除了早期的专著《中国的短篇小说：关于年代、作者和撰述问题的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Studies in Dating，Authorship，and Composition，1973）以外，他的主要著作和论文都已经被翻译出版，比如首先在大陆结集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其内容与稍后在美国出版的《19—20世纪早期的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相仿，还有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研究丛书”的《韩南中国小说论集》（2008），以及2010年出版的《创造李渔》（The Invention of Li Yu，1988）等。
韩南在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是公认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对于大陆学界来说，韩南从来没有成为什么“热点”，也从来没有成为西学东渐的“风云人物”，但一如其为人的谦逊、温和，他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扎实可征又匠心独具的学术论点，对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影响也是细雨润物而持之久远的。这种影响是我十分关注和重视的，它回应了一直以来对于这些“他者”眼光的质疑和嘲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一个完全成长于西方文化背景和理论资源之中的外国学者的研究，是怎样改变和拓展了本土中国文学研究的界限，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竖立了一个界碑。想用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来概括韩南的研究是困难的，从宋元话本到晚清小说竞赛，从《金瓶梅》的版本源流到鲁迅小说的创作技巧，构成了一个极其庞杂的学术世界，但我相信还是可以从中找到某些可资追索的学术脉络，作为我们理解、认识与评价韩南学术世界的导引。
一些本土学者不无偏见地认为，海外学者擅长理论，却疏于考证，只会用一些西方理论套用文本，却没有中国传统的考评功夫。可是，韩南的考据功夫却是其在大陆学界获得普遍赞誉的首要因素，钱锺书先生称赞其为“老派的学者，现在越来越稀罕了”，可谓惺惺相惜。1962年，韩南发表了著名的《〈金瓶梅〉版本及其他》（“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一文，在前人已有的“词话本”、“古今小说本”和“张评本”的基础上，不仅对每一个现存的具体版本进行了实地的考证，而且通过不同版本之间的互训、情节连贯性以及语言学的考量，论证了“补以入刻”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中的脱节之处、改头换面的第一回以及散失的内容，从而开创性地勾勒出了原作与补作间的实际关系。另一篇《〈金瓶梅〉探源》则通过检索《金瓶梅》成书时代以前数量庞大的文学材料，考证了《金瓶梅》中某些故事情节的来源，从《水浒传》和早期白话小说到《宋史》再到戏曲、清唱、说唱文学，涉及体裁极为广泛，但处处言之有据，考辩精详，洞幽烛微，至今仍为研究《金瓶梅》不可绕过的名篇。在韩南随后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中，这样的考据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主要的论文均被收入《韩南中国小说论集》。
需要指出的是，韩南并不认同“西方学者不做考证”的偏见。在与张宏生教授的访谈中，他指出考证也是西方学术的一项传统，尤其在对中世纪文学的研究中，考据式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张宏生教授所说的那样，韩南的考据与中国清代发展到僵化的朴学式考据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通过考据，韩南展示的是小说产生的条件、方式和过程，讨论的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题材文学中的流变，这就比单纯的考证更进了一步，更接近文学研究的价值。韩南在《宋元白话小说：评近代系年法》（“Sung and Yuan Vernacular Fiction: A Critique of Modern Method of Dating”, 1970）中，质疑了传统的考据法对于某些不可靠文献的依赖，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一本专著《中国的短篇小说：关于年代、作者和撰述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风格标志断代”的理论。虽然看起来似乎口说无凭，失之武断，但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与其依赖那些明显不可靠的旁证，不如从小说风格上求诸一种理性的判断，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能说比传统的方法更进一步，至少也提出了一种研究的可能性。由此我们看到，文学研究在受制于直接证据缺乏的情况下，韩南并不会完全拘泥于有限的考据来阐述问题，而是借助于现代批评理论打破僵局，别开生面。
在现代批评理论中，叙事学是韩南最娴熟的一种理论，也是他“风格标志断代”的主要依据之一。韩南并不认为叙述学只带有西方文学批评的特质，“叙述学是一种可供使用的工具, 它本身是中性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文本来选择，而并不体现什么价值判断”。在接下来的一本专著《中国白话小说史》中，他提出了“叙述分析的纲要”，通过借鉴卢伯克(Percy Lubbock)、英加登(Roman Ingarden)、弗莱(Northrop Frye)、巴特思(Roland Barthes)和布思(Wayne C. Booth)等人的理论，将文学分析划分为“说话者层次”、“焦点层次”、“谈话形式层次”、“风格层次”、“意义层次”、“语音层次”等六个层次，每一层次中又再行细分，并以此为理论框架讨论了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历史。其中最引起学界注意的是，他将艾衲的《豆棚闲话》放在“框架小说”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揭示了其对于中国话本小说旧有的叙事习惯的改变。这完全打破了传统研究对于这部小说的认识，全面更新了话本小说研究的范式，可谓“精思明辨，解难如斧破竹，析义如锯攻木”（《管锥编》）。
1990年代以来，韩南的研究方向转向晚清小说研究，与早期白话小说研究资料的匮乏不同，晚清小说的资料浩如烟海，而此时韩南已年近七旬。尽管如此，韩南还是迅速取得了不凡的成果。《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挑战了种种固定的文学史表述，刷新了多项晚清文学的纪录，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五四新文学诞生之前的准备阶段。韩南以“小说家技巧的创造性”、“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以及“写情小说”三大主题，重构了晚清小说的地图，也揭示了现代小说兴起的两种动力因素——传统变革和外来影响。韩南所讨论的小说创作或者翻译，时间起止在1819到1913年间，正表明现代兴起之前，各种蠢蠢欲动的变革可能在播散和促成文学现代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此举显然大大开拓了晚清文学的时空疆域，将其从传统的文学史定位中剥离，展示了它流变不居的历史痕迹。韩南的论述昭示了晚清文学的丰盛程度远远超乎想象，诸多用来维系文学史稳定叙事的表述都值得重新检讨。比如“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韩南对于《昕夕闲谈》是由英国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上半部翻译的考订、对于传教士小说的讨论以及对于傅兰雅小说竞赛的讲述，勾勒出了一个传统视野内晚清小说的“史前史”，再次显示了韩南超凡的考证功夫。西方的介入与晚清小说创作，“分流而可通，并行而不倍”（《管锥编》），共同构成了晚清文学别样的景观。韩南之后，海外汉学界关于晚清文学的书写，应声如云，一时间晚清文学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显学”。
最后，我还必须提到韩南在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上的贡献。尽管这些翻译对于大陆学界影响有限，但这些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介绍却意义重大。韩南对所译文本有着深厚的研究，因而下笔时带有周密的学术思考，揣称工切，词妥义畅，在中国古代小说英译方面可谓无人可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包括《肉蒲团》（The Carnal Prayer Mat，1990）、《无声戏》选本（Silent Operas，1990）、《恨海：世纪之交的中国言情小说》（The Sea of Regre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1995）、《十二楼》选本（Tower for the Summer Heat，1998），《黄金祟》（The Money Demon，1999）、《蜃楼志》（Mi?鄄rage, 2014）等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甚至在中国本土都往往无人重视，读者寥寥，而韩南却别具只眼，将其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人们往往都说，翻译即是背叛，可是对于韩南翻译的这些中国小说，更多的却是拯救，是韩南重新赋予了这些旧小说以新的生命，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其意义显然不可轻视。
去年12月30日，夏志清先生去世；今年4月27日，韩南先生去世。夏志清与韩南分别是北美汉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执牛耳者。两座纪念碑的先后倒坍，标志着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一个时代的终结。如何继承前辈大师的学术遗产，辨章学术，交流对话，使其学术思想泻瓶有受，传灯不绝，这或许应该是我们当下必须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