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纪念王瑶先生百年诞辰，我忽然想到了当年《王瑶文集》的出版。最早的《王瑶文集》是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河北教育出版社后出的是《王瑶全集》，比北岳版多了一卷。
王瑶是在人生心绪最灰暗时突然辞世的，我最近看许多纪念文章，感觉这句话最能反映王先生当时的心情，他在上海住院时有朋友抱怨伙食差，王先生的第一反映是“比监狱好”，可见他当时的心境。那时中国大学远没有今天的社会地位，北大当然不会想到给王先生出文集，他的学生纵有此心也无此力。这时董大中先生出现了。
董先生原是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的主编，我在他手下当编辑。当时杂志已停刊，董先生想到编王瑶文集，一是敬重自己的乡贤，二是间接表达对一个时代的观感，这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记得那年在山西长治开纪念赵树理的学术会议，陈丹晨先生和朋友们谈及王瑶先生临终的情况，所有在坐朋友无不感叹，悲从中来。
董先生编好《王瑶文集》后，出版则成了问题。当时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赔钱出版，在此情况下，董先生不但编了王先生的文集，还有为文集的出版筹措资金，董先生所为何来？他想表达对难中知识分子处境的关怀，他没有张扬，但他在默默中行事在努力前行。
当时孙庚午先生在山西晋中当专员，他是董先生的朋友。晋中当时还是行署，驻地在榆次，王瑶先生的家乡平遥正在晋中署下。记得有一天，董先生突然和我说，你和我去一趟榆次，我才知道是为《王瑶文集》筹措出版资金。我们在晋中行署受到孙专员的接待，此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权力。我印象中，谈到《王瑶文集》出版资金时，孙专员马上拿起电话给平遥县委书记要他们解决，当时已是下午五六点时分，孙专员对董先生说，我现在就派车送你到平遥去，具体你和他们讲，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司机就到了门前，这个记忆对我特别强烈。当时榆次到平遥远非今天这么怎简单，说去就去，大概只有这个级别以上的人才能做到。那时普通中国人家没有电话，更不要说车了。因为家在榆次，董先生没有要我一起去，他独自一人前往。后来的事情好象不是特别顺利，预期的出版资金可能也没有全部兑现，但肯定是资助了一部分，不然《王瑶文集》不会在那时出版。
董先生与我有知遇之恩，我到厦门后，假期回乡，不管多忙乱，必去董府拜访。董先生著述极勤而又喜谈政治，安心学术还关心政治的前辈，今天想来已不多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