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原召开的“纪念王遥先生诞辰百年暨学术研讨会”(5月9日)上，我第一个发言，特别感谢1990年推出《王瑶先生纪念集》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和1995年刊行《王瑶文集》的北岳文艺出版社。会场上，见到了依旧风风火火的董大中先生，马上想起当初在镜春园王先生家中商谈出版《王瑶文集》的往事，赶快上前致谢。
回京后几天，读谢泳发表在《中华读书报》(5月14日)上的《<王瑶文集>出版旧事一则》，提及原山西作协《批评家》主编董大中如何为《王瑶文集》的出版四处奔走，寻找经费，很是让我感动。只是文中称“董先生编好《王瑶文集》后”如何如何，不太准确。这套七卷本大书的《出版说明》写着，编辑小组由孙玉石等十六人组成，陈平原编第一卷，钱理群编第二卷，温儒敏编第三卷，吴福辉编第四卷，钱理群编第五卷，王得后编第六卷，最吃重的第七卷由钱理群、王得后、樊骏合编。此“说明”也提到，《王瑶文集》的编辑出版，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中文系，还得到了“山西晋中行政公署有关领导和同志的鼎力支持”——这“同志”应该就是董大中，至于“领导”云云，读谢文方才晓得是原山西晋中行署专员孙庚午先生。弟子为老师编文集，那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说的;倒是董先生、孙先生为出版乡贤著作“两肋插刀”，让我铭感在心。
说到王先生去世8个月后推出的《王瑶先生纪念集》，必须感谢两位幕后英雄。该书的《编后记》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沈阳市电视台广告部为促成此书的出版慨然给予热情赞助”，那是因为，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原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时任沈阳市副市长的张毓茂为此书的出版筹措经费。此书的编辑小组成员包括孙玉石、杨犁、樊骏、李福田、王得后、钱理群、吴福辉、陈平原等，杨乃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孙、樊等为王先生弟子，值得特别留意的是李福田先生，他才是此书得以问世的主要推手。
李福田先生乃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在上世纪80年代促成了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刊行，在学界口碑很好。他不是社领导，但有学识，很仗义，《王瑶先生纪念集》之所以能迅速推出，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敢作敢为。今天看来没什么，可在那个特殊年代，刊行这册“百感交集”的图书，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
都说编辑这一行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很容易被日后成为名家的作者的光芒所淹没;但好编辑的“雪中送炭”，也可能让作者感念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