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不禁想起了一年前“行走大运河”时所感受到的沧海桑田……
去年7月。苏州枫桥路边的古运河静默着，看不出水活着还是死了，睡了还是醒着。我因为配合大运河“申遗”，跟随大河报团队进行“行走大运河”的专题采访，一次又一次地探访这条河流。从郑州出发，到聊城、徐州、淮安、扬州、无锡、苏州，目的地，则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杭州。
因为无法像当年的王安石那样乘舟一路荡漾，我只能驱车穿越城市，绕行村庄，一次又一次地和运河某个重要的码头或水域见面，再一次又一次地分别。我所追寻的，是大运河曾经的繁华和喧嚣；我能见到的，则是她残留的青春，她风烛残年的白发和皱纹。
这条曾经决定一个王朝国祚、一个帝国兴亡的河流，是多少代中国人集体书写而成的意志，是一个民族春光灿烂的梦想，更是地球东方的经济文化脉搏。
我一路追寻。看京口，访瓜洲渡，逛无锡运河古街，看枫桥寒山寺。其间，则是沿途参观诸如丝绸、瓷器、窑厂等各色博物馆，拜访研究运河的专家学者，搜罗与运河相关的资料。
约略一个月之后，我获悉了大运河基本的历史细节，可以用各种表情、服饰、色彩、线条形容描述我所认识的大运河。
最早的运河，源自吴越。江南河湖密布，吴国和越国都要疏浚河道，并利用河水围护城池。在陆地运输还不发达的古老年代，河运的便捷与廉价，让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开凿运河。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征召兵民，在苏州与芜湖之间开凿河道，贯通太湖与长江。借助这条水道，他发兵伐楚，攻入楚国郢都，掘墓鞭尸，替父血仇。
此后数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以扬州南边的长江为起点，往北开凿通往淮安北边淮河的水道，连通长江淮河。在此基础上，隋炀帝打通淮河与黄河，将大运河向西贯通都城洛阳，向北连接涿州。元代，朝廷扩修大运河，将运河河道取直，直抵大都北京，完整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明清，大运河繁荣至顶峰。
清末，上海取代苏州、杭州的经济中心地位，海运和铁路运输兴起，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最重要交通通道的地位下降，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无力疏浚修复被洪水和战争摧毁的河段，运河边的不少城市日益没落。到今天，尽管很多城市为保护文化遗产、美化城市，对古运河做了大量的修缮，但长江以北的运河段基本不再有航运功能；江南的运河，部分河段上依然百舸争流，但已不复往日的辉煌。
一条从吴越流淌到今天，从洛阳、北京迤逦到杭州的河流，像最华丽的丝绸，在我心里飘扬摇曳，让我常常恍如梦中。我心里十分清醒：这条河已经死了，从京汉铁路、京沪铁路开通后，她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但她也从来就没有真正死去，这百十年来，她睁着眼打盹，闭着眼打量世界。她的躯体密布着老年斑，看似老朽，实则是用萋萋芳草遮盖着娇艳，血肉里蓄积着饱满的热情和欲望。
那一天，站在苏州枫桥上，凝望桥下一尾尾金鱼，我突然想起我的故乡信阳。
至少在隋朝的时候，大运河就把黄河、淮河、长江串连起来。这三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河流，自然法则是不能串通，否则就会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大运河却彻底颠覆了这个法则，借黄河水行千里，凭淮河清流而达长江。三条河依然自行其是，正常运转，大运河借了他们的血液，脱胎换骨，获得生命和灵魂。
而我的故乡信阳，就在淮河上游。凭借一叶孤帆，我的祖先朝辞大别山群峰间的溪流，夜宿淮水之滨，经阜阳，最迟也可在第四日晚赶到淮河和大运河的交叉口淮安。向北，进京赶考，攻取功名；向南，进入温柔富贵之乡，用信阳毛尖卖的银子，换点丝绸瓷器。不论我那祖先是衣锦还乡还是落魄归根，终有一天，他会扬帆起航，逆流而上，回到信阳。“小小鲤鱼压红腮，上游游到下游来……”他没有手机，没有笔记本，任他再高兴，也只能扯着嗓子，在江风河浪之间，唱着或者从家乡带到京杭的小曲、或者从京杭学得的洋腔官调。
整个行程中，我们追寻着大运河昔日的光彩。看到的，却是桑田沧海的巨变。
和长江、黄河这样的天造河流相比，我还是用“她”来定性她的性别：身材瘦削，性情柔顺，碧波荡漾，满怀柔情，澈如少女明眸，腻如美人肌肤。特别是在江南，无论苏州胥门下环绕城墙的碧波，还是无锡清明桥畔垂杨，依偎在典型的江南民居身边，娇柔旖旎，美不胜收。
特别是那个连通运河和苏州城的七里山塘，高低错落的两排街坊，夹着山塘运河；运河里荡漾着搅和了九朝十八代的历史的涟漪；涟漪像一群欢乐的小丫头，推搡着，打闹着，从河的此岸跑到对边，把这边墙角的秘密，立即说给那边……
去年夏天这个时刻，我一个人走在这条“姑苏第一名街”上，被熙熙攘攘的人流挟裹。这个由白居易开凿的山塘河，血管里，还汩汩奔涌着盛唐的流风余韵。
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运河和中国丝绸几乎同时兴盛，同时衰落，可谓休戚与共。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必然？
苏州市枫桥路苏州丝绸博物馆内，一群现代织女身着古装，用古老的器具，现场缫丝，现场织造蚕丝被。目睹一只只蚕茧被抽出细丝变成彩云一样的绫罗绸缎，围观的游客们啧啧称奇。
博物馆边，古老的运河静默不语。河水的粼粼波光浮金泛银。听惯了寒山寺晨钟暮鼓的运河，记不清自己曾将多少丝绸运往长安、洛阳、汴梁、北京，乃至遥远的波斯、希腊、罗马。
博物馆里，一只在江苏吴江市（原吴县）梅堰出土的黑陶图片上，两只线条粗犷的蚕宝宝，令人遐想。黑陶属于四千五百年前的作品，其蚕纹雕刻，是当地桑蚕业发展的有力证据。大运河边，无锡、苏州、杭州都号称丝绸之都。其中的吴江市盛泽镇，头枕大运河，怀抱太湖，素有“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之美称。今天，该镇仍然是中国化纤薄型织物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丝绸的高贵、华丽和神秘，让地球人痴迷。
直到公元1世纪，罗马人还居然相信丝绸是中国人从树上摘下来的。也就在这个时期，罗马人刚刚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中国丝绸，并开始集体狂热迷恋。各国元首及贵族均以穿着中国丝绸、使用瓷器为荣。“罗马的少女们可以身着半透明的丝衣在大街上炫耀”； 埃及著名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十二两黄金，可谓天价。
也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就是罗马语中的“丝绸”。
最繁忙的时候，大运河里，一半是水，一半是水一样流光溢彩的丝绸。可以说，大运河是流动的丝绸，丝绸是被裁剪的运河。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征程上，大运河无疑是丝绸之路的延伸。
中国丝绸在苏杭等地集散，源源不断流向世界各地。丝绸似乎是大运河的命，大运河仿佛是丝绸的魂。中国丝绸最辉煌的时期，也正是大运河河运最鼎盛的时期。19世纪末，国门洞开，洋货大举进入，腈纶、涤纶等新型合成面料兴盛。江南蚕桑业进入低谷。丝绸被化纤织品等取代之日，也恰恰是大运河没落之时。二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再次得到印证。
冥冥之中，大运河的命运就是丝绸的命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