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间万首诗”，看起来似乎像道计算题：几乎每两天一首诗。当然，我们知道，诗不能这么读，诗的作者陆游老先生也无意让我们这么读。“脱巾莫叹发成丝，六十年间万首诗。排日醉过梅落后，通宵吟到雪残时”，与其说是透露一生诗作的数量，不如说是在自陈一种与诗歌紧密相联的生活方式。
与今天“诗人”作为职业身份不同的是，在古典诗歌的时代，诗人更多代表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诗几乎是一种介入甚至记录日常生活的文体，所以有孟浩然名传千古的“干禄”诗《临洞庭上张丞相》。诗作数量几乎居冠的陆游，则更堪称典型。而写诗，很多时候并不是为求利，甚至不是为求名，许多诗人结集却不外传——把写诗比作呼吸饮食，或许是夸大了，但将它视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却并无大出入。
从古至今累累的诗文之集也恰说明，无论如何，古人都意识到了，身体易朽，文章不朽。而在与日常生活联结的层面，文章之中这样的不朽，以诗为盛。
所以，如果我们尚有对那些远隔千年先辈前贤的“好奇”，读诗，该称得上是最体贴入微的方式之一。从军边塞，风沙曾经怎样卷过诗人的面庞？明月几度，他们曾经有怎样曲折的思乡心绪？亲见兴亡，身经乱离，他们又曾如何面对、考量？我们所不见的千年往事历历，称得上“第一手”的见闻感悟，常在那浩如烟海的诗篇里。
又怎么能不“好奇”？他们所经所历，甚至他们本身，就是今天的我们所来自的地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面对事物的态度，隐隐传承于由他们构成的沧桑历史，由他们层叠的文化积淀。这种“好奇”，正是“我从哪里来”的好奇。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到达一定阶段时，常会产生追问“我从哪里来”的冲动。辨明来路，近乎本能。
古典诗词里，就有我们的来路。
比如，我们曾经对离别充满怎样慎之重之的感情。“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地域广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相见难，别亦难，有可能渭城一别，就一生关山阻隔再不能见。“西出阳关无故人”实际上是西出阳关故人远，这样珍重离别的情感，是千百年历史中一以贯之的。其中隐含的“折柳”典故，早可以追溯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晚可以绵延至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鲁迅的“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中国古典诗歌的“典故”之说，以初衷而论，从众多用得妥帖自然的作品来说，并不是为了增加阅读难度，而是巧妙地借用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共同意识，用最简洁的字句，铺展了最广的情感基础、传达尽可能丰富的涵义。这样的“心照不宣”，绵延的“共同意识”，不读诗，又何以知，何以感？
在古典诗词里，常留存着前人先辈对他们所处时代遭逢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也未尝不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即使是《长恨歌》这样记述爱情故事的诗歌，也不例外。据记载，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缘由，是有人告诉他，如李杨故事这样的“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在这个故事不“与时消没”、长“闻于世”上，白居易的《长恨歌》居功至伟。其中的抨击讽喻与同情歌颂并存之意，让人越千年而得见当时人对这段史事的观感，也影响了后人对这段故事的态度。“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更成为后来人文学语言中常用的一部分。
这种存续影响的力量，虽在不经意间，却坚韧非凡。因为初唐一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虽屡毁却屡建二十多次，至今仍存的滕王阁，或许最懂得这种力量。毕竟，千年以降，多少楼阁早已雾散在时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