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是人类最早开始狩猎和驯养的动物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从诞生时起就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最新考古发现，距今大约8000年前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以及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都已出现了陶羊……可以说，“羊的基因”几乎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龙”，中华人文祖伏羲、炎帝都与“羊”有着“血缘关系”，“三皇”中的伏羲、神农最早都以“羊”为部落图腾。据考，伏羲曾受 “羊角柱”的启发，发明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八卦”； 尧舜时代的大法官皋陶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从而实现古代司法公平；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华“仁”、“义”、“礼”赋予到羊的身上，赞叹羊是“美”、“祥”之物； 明代甚至将“羊之跪乳”编进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中，将羊塑造成懂得感恩的典范……
西汉鎏金羊形铜羊灯
“羊的基因”除了对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民俗民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外，从中国汉字的字源、语源等文字学的研究中，我们同样能捕捉到大量关于羊与早期文化生成关系的信息。最早可见的文字资料卜辞表明，殷商时期已经“六畜”俱全，而在《甲骨文字典》里，以马、牛、羊、鸡、犬、豕这“六畜”为字根的汉字中，羊部字数最多：“羊大为美”、“羊鱼为鲜”、“羊食为养”、“羊言为善”、“羊我为義”……渗透着“羊文化”的很多汉字至今仍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咀嚼……
唐三彩吉羊
羊是人类最早开始狩猎和驯养的动物之一，在远古时期曾占有极高的地位。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龙”，中华人文祖伏羲、炎帝都与“羊”有着“血缘关系”，流淌了5000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里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羊的基因”……
中华人文始祖与羊“血脉”相承
三皇中的伏羲神农最早都以“羊”为部落图腾
中国人一向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其实这一说法是后来的事情，在“龙”这种传说中的动物没有出现之前，“羊”曾是不少部落的图腾。
中华人文始祖都是谁？教科书中有“三皇五帝”一说。那么“三皇”又具体指哪三位？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主张是燧人、伏羲、神农；东汉皇甫谧《帝王世纪》则称是伏羲、神农、黄帝。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在于燧人与黄帝二者之间，但伏羲和神农地位稳定，他俩被列入“三皇”从未出现过分歧。
伏羲和神农与羊均有“血缘关系”，他们的部落早期都是以羊为图腾，而不是“龙”或“蛇”，也就是说，他们最早都是“属羊”的。
神农，即炎帝，其地位比黄帝要高，影响也更大，所以古人将其合称为“炎黄”而不是“黄炎”。炎帝是一位农业专家，他又称“神农氏”即是此原因。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炎帝在中国古代更受尊重。
《帝王世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对此也有记载，炎帝母亲女登的受孕地点在姜水的常羊（羊头山），姜水属羌地，这里的羌人部落便以羊为图腾，可见炎帝一出生就与“羊”结缘，“血缘关系”非常紧密。
可能有读者会提出疑问，既然炎帝与羊关系密切，为何《山海经》上的炎帝是“人身牛首”的半人半兽形象？这不是表明以牛为图腾吗？其实，古人图腾崇拜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牛的作用比羊变得重要，地位也渐渐超过羊，成为部落图腾，炎帝的“人身牛首”形象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再后来，在炎帝与黄帝部落合并后，“牛”又被更为强大的“龙”所取代，成为民族统一图腾。
而且，还值得关注的是，在牛图腾、龙图腾存在的同时，原来的羊图腾并未消失。后来炎帝部落沿黄河东迁时，又把原先对羊的崇拜风俗带到今天的河南、山东等地。在这些地方出土的汉画像石上，都可以看到以羊头、羊角为图案的画像。
在“三皇”中，黄帝与“羊”的关系似乎没那么亲近，但也有关系。据《国语·晋语四》记载，黄帝与炎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炎帝受到的“羊”的影响，黄帝自然也多少会受些感染。
至于被炎帝、黄帝联手打败的蚩尤，其所在部落早期同样是以羊为图腾的。据《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记载，蚩尤姓姜，其出生地在羊水，正是羊图腾流行的地域。
伏羲受“羊角柱”启发发明“八卦”
《易·系辞传》称庖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相比炎帝来说，伏羲与羊的“血缘关系”好像更近，甚至直接受到“羊”的影响。
伏羲，史书上有宓羲、庖牺、庖羲、包牺、皇羲、伏牺等多种写法。伏羲风姓，《帝王世纪》称，他与女娲是兄妹婚，“蛇身人首”，是“蛇种”。伏羲与“羊”有何关系？其答案仍在《帝王世纪》上，书中称“伏羲生于成纪。”
“成纪”在哪儿？据考证，其地位于今甘肃天水一带，这里是古羌戎活动区域。古羌戎氏族的原始图腾就是“羊”，伏羲的“羲”字中有“羊”，正是这一羊崇拜现象的反映。需要说明的是，后来伏羲所在的古羌戎才改成以“虎”为图腾，形成“虎氏部落”。
伏羲是中国古籍里记载的最早的王，他对中华文化的最大贡献是“观象画卦”，创造了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八卦文化”，即后来“五经”之一的《易经》，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历史。《易·系辞传》即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怎么想起了发明八卦的？考古专家陆思贤在其《神话考古》一书中认为，伏羲受到当时普遍存在的“羊角柱”的影响：“伏羲氏于羊角图腾柱上观象画卦”。
“羊角柱”是原始古人祭天时立在地上的长杆，做成羊角状，方便挂祭品。这种羊角柱图案在现代考古中有不少发现。受到羊角柱在地上投影的启发，伏羲闪耀出了八卦的灵感。
羊字在甲骨文里写作 ，就是在羊角柱 形状的基础上增改而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羊”：“从 ，象头角足尾之形。”” “是什么呢，“羊角也”。” “即” “，羊角柱符号。” “读作guai（注意，a上面加一第三声调符号），音与“卦”相近。可见” “与“卦”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间接证明伏羲发明八卦受到了“羊角柱”的影响与启发。
清代独角羊铜熏香炉
“一角之羊”实现古代司法公平
《论衡·是应第篇》称獬豸羊嫉恶如仇“其罪疑者，令羊触之”
“羊”对中华文化在早期的影响，还有更直接的例子，如古代司法制度，便有羊的身影–通过神羊实现了司法公正。
历史到了尧舜时代，中国诞生新纪元。这一时期，羊以被神化的身份直接参与了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维护和调整。汉王充《论衡·是应》记载，在尧帝主政时，他用名叫皋陶的大臣掌握天下刑法。
在今天看来，皋陶就是一位国家大法官。他有一只羊，叫“觟X（造字：左”角“右”厂“下”虎“）”， 觟X是一只独角羊，即所谓“一角之羊”。这只独角羊有神性，能辨出谁有罪。皋陶在一时无法审清的情况下，就会让觟X帮助断案。此即《论衡·是应第篇》中所云：“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
这种嫉恶如仇的“一角之羊”又叫“獬豸”，也称“任法兽”。后来古人根据“獬豸羊”的形象发明了一种羊角帽，法官审案时必须要戴上以显自己如獬豸般明察秋毫，办案公正公平。这种帽子因此被称为“獬豸冠”，也称“法冠”。据《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法冠呈高桶状，取“铁柱卷”式造型，秦汉时期法官都流行戴这种“法冠”。
商朝行将灭亡时，在牧野那个地方又出现了一只神兽“夷羊”，来审判纣王的罪过。此即《周语》中所记：“（商朝）其戾也，夷羊在牧”一说。
显然，这“两只羊”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同样是古人羊崇拜观念的反映。后来，春秋时期的齐国等很多地方在司法办案时都出现过“神羊”。 据《墨子·明鬼》记载，齐庄公时，大臣王里国和中里徼打了三年的官司仍无结果，最后只好由神羊断案，神羊断中里徼“不直”，将其顶死了。
民间至今仍流传的“羊占”风俗，也是远古羊崇拜风俗的遗存。羊身上长的东西几乎都能用来占卜，如“羊骨占”、“生跋焦”、“羊胆占”、“羊毛占”等。“羊骨占”的玩法是，取羊髀骨在艾草灼烧，根据裂纹断吉凶。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羊骨占”风俗历史久远，在五千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存在。
北魏时期独角羊陶像
“羊”崇拜对古人审美产生深远影响
“羊大为美”“羊人为美”“孕妇为美”审美呈现多元化
“羊”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古人的审美观念也曾受到羊文化的影响。
美这一概念，直接因“羊”而产生。《说文解字》将“美”字归入“羊”部，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从许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审美即是“羊大为美”：羊体大肉质好，吃起来才“美”。
然而，许慎对“美”的解释，在安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后受到了挑战，因为甲骨文的“美”字并不是“羊大”形象，上边并不象“羊”，而是人饰羊首的形状，戴着羊角样饰物，整个“美”字是戴图腾标志的人的形象。
可见，古人很早就知道利用装饰物来扮美了。当时最美的打扮是“戴羊角”，形成了以“羊人为美”的审美观点。
已故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即持此观点。他分析认为，羌、姜是羊图腾氏族的姓氏，其结构大致也是戴羊角的人形。这一观点在现代民族风俗中找到了佐证，在青海河湟一带古羌人发源地，过年时跳传统的“老羊歌”舞蹈，舞者必须戴羊角帽。另在一些少数民族宗教活动中，尚有戴羊面具跳舞祭神的现象。
在“羊人为美的基础上，近年有学者又提出一种”怀孕的女人为美“的说法。理由是，”羊“字在远古是女性的象征，商代青铜器父己簋上发现的一个”美“最能说明这问题：上部以羊角代羊，下部的是一个人，上肢摊开，腆着圆圆的肚子。其圆圆的肚子，代表女人怀孕。
以孕妇为美，其实是古人生殖崇拜行为使然，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发现的原始岩画中有不少怀孕的母羊，有的画面中猎人直接用箭对着母羊的臀部；有的将羊的双角刻画成椭圆形的同心圆，圆心是一个三角形的点……这些都是远古时期人们生殖崇拜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无论“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孕妇为美”，都是羊文化在中国古代审美观念中的多元反映。
金文中的羊形族徽
羊角被画成圆圈形状的新疆温泉县苏鲁北津岩画
羊的行为影响中国古代民俗民风
《增广贤文》以羊诫人“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
在中华民族品德和民风的养成上，“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十二生肖中，“龙”和“虎”格外受宠，因为“龙虎精神”激励着无数的炎黄子孙；说到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优点，则归功于“牛”的品质。而“羊”在中华民族品德和民风养成上的作用，往往被忽视或轻视，好多人都不知道，羊其实也是伟大的。
羊代表吉祥、善良、美好，古时“羊”与“祥”是相通的，“善”与“美”的本义也均与“羊”有关。西汉儒学家董仲舒曾对“羊”给予过充分肯定，他在《春秋繁露·执贽》说：“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与，故卿以为贽。”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华“仁”、“义”、“礼”赋予到羊的身上，称羊是“美”、“祥”之物。在明代编写的道家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中，甚至将羊树立成了懂得感恩的典范，那句“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至今仍广为流传。小乌鸦有衔食喂母鸦的情义，羊羔有跪下接受母乳的感恩举动……以动物喻人，教导做子女的更要懂得孝顺父母。
因为羊的品德这么高尚，古时高级官员用羔裘作朝服，以显示自己有羔羊般的纯洁品德。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善良、义气、知礼、孝顺的美德和纯朴、厚道的民风，如果追溯求源，就在羊身上。过去有一种“送羊劝孝”的风俗，便是羊影响中国古人品行和民风的最直接反映。
“送羊劝孝”一般在每年阴历六七月间进行，外祖父、舅舅要给外孙、外甥送只羊。传说，当年有一个小孩不孝敬爹娘，放牧的舅舅便将外甥领到羊群边。外甥看到羔羊跪在母羊面前吃奶，一下子明白了舅舅的用意：羔羊尚知孝敬母亲，何况人呢？舅舅于是送给他一只羊羔，让他抱回家。此事传开后，“送羊劝孝”遂成一种社会风俗，提醒儿女对爹娘要孝顺。
因为羊有这么多优点，深受人们喜爱，古人讲究一点的见面活动便用羊当礼物，叫做“以羊为贽”。
“以羊为贽”是一种高档的见面礼，行政级别达到上大夫、公卿级别的人物才能使用，普通官员用“雁”，知识分子用“雉”（鸡），普通老百姓只能用布匹。《仪礼·士相见礼》上是这样说的：“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
用羊送礼时，不是什么羊都可以的，要选用小羔羊；也不是牵着抱着就走的，还得将羊打扮成“礼品羊”，羊身上要用有纹饰的花布包裹，四条腿两两相系，绳子要在羊背交叉后，再回到羊的胸前打个结。在送给对方时，要捧着羊，羊头朝左，礼节与和士人相见一样。如此礼俗，古人称之为“执羔之礼”，这其实也是羊崇拜文化的在生活中的一种反映。
牵羊的古代西域女性（甘肃嘉峪魏晋墓砖画）
“替罪羊”原本充满着“神圣”的内涵
董仲舒赞羊之高尚“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
人们对羊的感情，其实是复杂的。有一种观点认为，羊是软弱、胆小、受欺的代名词，最常说的是“替罪羊”。
“替罪羊”一说是怎么来的？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记，有这么一种说法，有一次，梁惠王坐在大堂上，有人牵牛从堂前过去。梁惠王看见了，便问牵这牛做什么，被告知“将以衅钟”。
所谓“衅钟”，是新钟铸成，宰杀牲畜，取血涂钟的一种带有巫术性质的仪式。梁惠王听后便让人放了牛，说是不忍心看到牛可怜的样子，让无罪的牛去死。身边人说，那就废了“衅钟”仪式。梁惠王反问为什么要废除呢，指示“以羊易之”。
替罪羊产生的源头，应该在上古时期的献祭仪式。献祭时使用的祭品称为“牺牲”，有“三牲”、“五牲”的区别。三牲指猪、羊、牛三种家畜。羊是小牲口，用之祭祀为“少牢”，牛是大牲口，重要仪式才使用，称为“太牢”。
虽然羊是小牲口，但也不能随便使用，《礼制·王制》中称“大夫无故不杀羊”。只有必须时才杀羊献祭，让羊给人类“替罪”，但这仍不应是替罪羊的最早由来。
在殷商时期，有用奴隶献祭的恶俗即所谓“人祭”，这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中有大量发现。在当年，特别是殷人的敌人–以羊为图腾的羌人，被殷人大量捕获用于杀祭。后来随着文明的进步、羌人的反抗，人祭被严格控制使用，便用羌人的图腾羊来替代，这也许才是“替罪羊”的真正开始。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殷商时期，羊是被使用最多的牺牲，确实是可怜的“替罪羊”。如在殷墟一座宫殿的置础仪式上一次埋了101只羊。而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上看，用羊来祭祀的记载特别多，几乎是祭必用羊。需要补充的是，用羊献替罪并非中国独有，如古代犹太教祭礼上，便常用羊来替人承担罪过。
替罪羊现在看是一个贬义词汇，是羊的一种悲剧，实际当初并无此义，替人担罪的羊是神圣的。替罪羊是“代人受过”、“代人赴死”，这种“奉献精神”,是羊身上的又一闪光之处。或许正缘于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执贽》中对羊在临死时的表现才大加赞叹：“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