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文同《墨竹图》
波士顿美术馆藏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一场学术会议，让流传千年的宋画又“火”了。
不久前，浙江大学在杭州举办了一场“宋画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12位全球范围宋画知名专家与会发表各自最新学术成果。原本只是一场小型学术会议，但因报名“旁听”的人数接近千人，主办方不得不临时更换了一个大报告厅，不难看出宋画的受追捧程度。
“一页宋纸，一两黄金”。宋画难得。一方面，为“纸寿千年”所限，唐及以前画作，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宋画是存世相对成规模的最早古画；另一方面，历经千年变迁，宋画所余者十不存一，“稀少”是它的天然标签，近20年亮相国内拍场的宋画也就十多件；再有一点，它已经成为传奇式的典范。鲜少有人称明清绘画为明画、清画，“宋画”已然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宋画在哪里？保存至今的上千件宋画，散布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地的200多个地方，即便是终身研究宋画的80岁耶鲁学者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或前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都不曾见过现存宋画的全部。
宋画好在哪里？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看法，有的叫人如坠五里迷雾，有的让人有所意会。国家文物局2001年主持编纂的教材《中国书画》中写道：“宋代的遗存远胜以往任何朝代……因而在感觉上，宋人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的遥远。”画家黄宾虹（1865—1955）自题山水道：“北宋画多浓墨，如行夜山，以沉着浑厚为宗，不事纤巧，自成大家。”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一书中赞叹宋画之美：“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他们使用奇异的技巧，以达到恰当的绘画效果，但是他们从不只以奇技感人；一种古典的自制力掌握了整个表现，不流于滥情。艺术家好像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叹而敬畏的心情来回应自然。他们视角之清新，了解之深厚，是后世无可比拟的。”
宋画之美，不是唐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得意绚烂，而是简单、含蓄、谦卑、轻柔的文艺态度。画家认真对待一截枯木、一片残雪、一个船工、一段羁旅，在困顿中浪漫，在缺憾中赞美，于山川小景、人物花鸟中轻叩生命的价值。
从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到1279年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两宋将近320年。在其全盛之时，GDP总量占世界一半还多。虽历经战乱，家国几度沉浮，文化艺术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北宋初年，宫中即设翰林图画院，旧时西蜀和南唐的画家都是其中骨干。《图画见闻志》和《画继》记载的北宋画家有386人，《南宋院画录》记录的画院画家为96人。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 Gernet）有言，宋代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历史学家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
2000年，美国《生活》杂志评选“第二千年百大人物”（Life’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宋代有两人入选：朱熹排第45位，范宽排第59位。
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影响了两宋艺术，使其呈现出理性克制之美。颜色、形状、质感的单纯朴素，是宋代的美学特征。白墙黑瓦、原木本色、单色釉瓷、水墨淡彩，极简、不炫技，却表现精湛，形成了影响至今的雅致风尚。
很难说宋代画家画的是亲眼所见还是脑中所想，他们不再像前朝画家那样费力描写一棵树或一块石，而是将笔墨用在表现一种统一又真实的境界上。关于这种画法，范宽的领悟是：“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教授石慢说，李成的山水画带他进入了一个世界，“一方面是寂寞的，一方面又是壮观的。”
“纸寿千年”，今天就连宋画因为年代久远而纸绢发黄的样子，也成为一种美学样式。如果有谁把照片拍出昏黄的韵味，朋友们会说：这是马远。宋画作为一种美学基因，已植入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当代名气最大的宋画，莫过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说，国外汉学家看到的第一张宋画大多是它。2010年上海世博会，巨型动态版《清明上河图》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博物之美。但这幅国宝级北宋风俗画并不是宋画的最高代表。
高居翰认为：“在整个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独特最辉煌的成就正是山水画。”而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
宋代的山水传统，以北宋初年的李成、范宽、关仝三大家为宗。书画鉴赏家郭若虚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继起者又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纳、王诜等人，各有所长。
宋画中，有宫廷画师专为皇帝和达官贵人画像，现存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耶鲁大学博物馆的北宋王涣、冯平、朱贯、杜衍画像即为当时真实写照；有生动的禅宗人物画超越正统佛像而传播影响力，如1238年无准禅师赠予日本僧人一谷的《禅宗无准大师像》；也有人物在山水中静坐慢行，将自然作为情绪的衬托，如马麟的《静听松风图》。
画院画家曾专心描绘俗世故事画和界画，城市兴起后，描述市井生活的图卷流行一时，有高元亨的《从驾两军角觗戏场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叶仁遇的《维扬春市图》等。其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最为人所熟知，从市郊到汴河再到都城汴京街景，高处鸟瞰、移步换景。全卷总计人物500多，牲畜超过50只，船只、车轿各20有余，其史料价值为一时之冠。
花鸟动物画起初有黄筌、徐熙两派，以黄体为正宗，到宋徽宗亲创粗笔水墨花鸟，更加主流和严谨。徽宗时，画学正式纳入科考，形成中国宫廷绘画最兴盛的时期。台湾作家蒋勋戏称“宋徽宗是故宫精神上的第一任院长”，徽宗也是一位出色的花鸟画家，他的《瑞鹤图》和《柳鸦芦雁图》现在分别是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北宋中后期文人画兴起，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以王维和顾恺之为先驱，即兴创作，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他们技巧自在，精神复古，也是从他们开始，“替绘画开启了一种类似寄情寓兴的功能。”
南宋的画家，一部分仍沿袭北宋大师的创作路径，以细腻的皴法表现壮阔的山川；另一部分转向偏角山水，以局部代全景，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确立梅兰竹菊在文人画题材中的地位，也是在南宋完成的。
作为商品的宋画，在后世奇货可居，仿制宋画一直是流行风尚和生财之道。所以，虽然宋代的书画和文献充足，专家们对宋画的鉴定还是把握不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对宋画的购买需求旺盛，上海遂成为作伪产业的中心，此时生产的大量伪作让美国人交了不少学费，也为中国艺术史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