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岑参有一首诗：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不知为何，在我从小到大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回旋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唐代僧人玄奘。
大雁塔离我居住的新村很近，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站在乐游原上向西南眺望，那座六十四米之高的伟岸身躯就那样巍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
其实，最早到西域求法的不是唐僧。从三国到东西晋到南北朝，史书上记载的离开东土到西天取经的就有一百七十人，但能够全身而归的却只有四十三人，大多数都死在了路上。但这种西天取经的壮举，却成为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象征。不管佛教能否称得上真理，当时的人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不断往西天求法的。这是僧侣的追求，也是自公元3世纪以来的传统。
初唐的时候，国力尚不强大，与西突厥人正有冲突，朝廷是禁止私自出关的。但当时的情况是，宗是宗，教是教。因为对经典理解上的分歧，佛教内部产生了许多派别。各执我执，各执法执。“先贤之所不觉，今者之所共疑”。天竺国是佛教的发源地，那烂陀寺是世界佛学的最高学府和中心。这是唐僧下定决心要去西土的原本。
贞观三年八月，唐僧“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从长安出发，经秦州，过兰州，过凉州，过甘州，过肃州，唐僧是日宿夜行的。在抵达玉门关的时候，唐僧所骑的那匹白马死了。现在的疏勒河边还有一座白马塔，一颗曾经拴马的大柳树还存活在寺院门口。他又买了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收了一个叫石盘陀的徒弟。这时，捉拿唐僧的文书早已到达，但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偷渡成功了。那个羌笛怨柳春风不度的地方我去过，一座夯土的孤台上唯余了几面断垣残壁，前面的戈壁荒漠上就是散落的烽燧了，当地人叫白墩子。又是几天几夜的行走，到了第五座烽燧，也就是最后一座烽燧，那个叫石盘陀的胡儿深知，再往前就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死亡之地。这胡儿动摇了，也是想着协助偷渡出境是死罪，也是想着前途渺茫去也是死，就动了抽刀杀师的念头。但唐僧闭目端坐，念珠如常，那种沉静如佛的庄严令这个凡夫俗小还刀入鞘了。
在八百里浩瀚无边的莫贺延碛，一个大唐的苦行僧孤身而西，人兽的骨骸是生灵的路标。在漫天扬卷的黄风黄沙中，唐僧随身携带的水袋不慎掉在沙土上。水尽则命尽呀。他牵马往回走了。可他突然想到，他是发过誓的，不到天竺，绝不回头，宁愿朝西而死，也不东回一步。就这样，又西行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意志再也撑不住他的身体，他躺倒了。或许是有佛祖在冥冥护佑，那匹老瘦的红马拖着他走，前面是一片水草丛生的绿地……
就这样，出了流沙，到了伊吾，到了高昌。又西行千余里到了天山，那里海拔四千多米，月余的踏雪卧冰自不须说，在高昌剃度的四个徒弟已有两死，二十五个使役冻毙者十之六七，三十匹牛马也死之将尽了。但这个人依旧义无反顾，千里万里，一路向西，渡孔雀河，过铁门关，越白山黑岭，穿江河泽川……
就这样，历经十八个春秋的千难万劫，一个大唐的和尚携带着三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回到了他的祖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道俗奔迎，倾都罢市”，那是一种怎样举国相拥的盛隆啊！
我知道，矗立在大慈恩寺西院的那座塔，是唐僧“亲负篑箕，担运砖石，首尾两年，功业始毕”的。我也知道，这座塔之所以叫大雁塔，是因为《大唐西域记》中那只舍身而死的大雁菩萨般慈悲显灵的传说。我知道，在那座恢宏庄严的佛塔门龛上，有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的《述三藏圣教序记》，那是初唐的大书法家褚遂良沐手敬书的。我也知道，石门石楣上的线刻浮图，是阎立本和尉迟乙曾沐手敬绘的。想想看，一个僧侣的译著有两位当朝的皇帝为之作序，一座佛塔有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大师的真迹墨宝，那种护佑是空前的，想必也是绝后的。
这个人公元600年出生，公元664年圆寂。前二十九年乃隋唐天下大乱之际，他遍历陇蜀荆赵诸地，参谒佛道宿老，足迹及于半个中国。中十八年孤身涉险，经东土而中亚而天竺而摩羯陀国，瞻礼胜迹，钻研诸部，历谒明贤，寻求梵本。后十七年“守戒缁门，阐扬遗法”，提倡忠于原典之译经新规，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载西域一百三十八国之历史地理宗教神话风土人情，在佛教史学及中西交通史上至堪珍视……
一部《西游记》已让这个人家喻户晓，一座大雁塔也让这个人名留千古而不朽。这个人俗名陈祎，法名玄奘，赐号“三藏法师”。这个人活了六十四岁，大雁塔高六十四米。
真的，每当我站在乐游原上眺望西南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座高耸入云的塔是一个人。有人说，大雁塔是西安人心中的一枚印章。我以为，大雁塔抑或是一种颇有典范意义的民族性格或中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