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为区别的地域文化。英国有英国学，美国有美国学，韩国有韩国学。笔者就曾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学习过韩国学。在我国，国学之称起于近代，因西学东渐，为区别西学，才称我国固有学术为“国学”。20世纪我国出现一批国学大师，但他们对国学的理解不尽相同。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经典。在马氏看来，六艺可统摄一切学术而自身又统摄于心，提出“六艺一心论”。章太炎有《国学讲演录》一书，内容包括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章。可见，马氏国学观专指儒学，章氏国学观较马氏宽泛，经、史、子、集，尽在其中。但是，无论马氏，还是章氏，他们所讲的国学都没有跳出汉族传统文化的藩篱。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20世纪初，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救亡图存，大师们倡导国学，着眼主体文化，以强根固本，奋起跟西学抗争，情有可原。再说，那时的国学大师存在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并不稀奇。可今天讲国学，目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动中华各族人民积极性，拧成一股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今天讲国学，不能脱离今天中国的国情。中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共13亿人口。今天讲国学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突破旧藩篱，开拓新天地，把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统统纳入国学，这是时代的要求。
《管子·小匡》称“士农工商”为“四民”。历代封建统治者最重视“士”，鼓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是读书人；其次重视“农”，以农为本；最轻视“商”，重农抑商是封建时代的传统国策。回族是诞生在中华大地的少数民族。回族人世代相传的家谱都蕴含“士农工商皆正业”的思想。清代前期回族学者刘智说：“四民之资，在乎业，业无大小……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清代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建立大理政权，在管辖区内“为士者，设学校以养之；为农者，给耕牛以助之；为工者，广设造以惠之；为商者，建行馆以安之。”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思想。像苗族古歌《枫木歌》和侗族古法典《侗款》蕴涵的传统生态环保意识，传统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都需要继承发扬。
其实，吸收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将其纳入国学，古人早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越人歌》《白狼歌》《敕勒歌》三大古歌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留下的千古绝唱。它们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以《越人歌》为例，其创作于春秋时代。它最早的汉字记音和汉译歌词，见于西汉文学家刘向所著的《说苑·善说》。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将这首诗归入“楚辞”，并认为《越人歌》不可“遗之”，肯定了这首古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梁启超则认为，“其译本之优美，殊不在《风》《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