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一部书，为儒家的原始文献，是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具有思想价值、语言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并存在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阅读《论语》，特别是真正读懂《论语》，非常重要。
作为经书的一种，阅读《论语》必须遵循阅读经书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在这方面，清代考据家兼思想家戴震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他在《与是仲明论学书》的信中说：“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经以载道，这里说明语言文字（即传统所谓小学）与道（思想）的关系，强调读经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他所谓的“词”，指的是语言；所谓的“字”，指的是“文字”。至于“道”，属于思维范畴，表现为概念、定义、推理等，是思想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于是形成了这样的链条：“道”反映事物，“词”表达“道”，“字”是记录词语的符号。经书（乃至一切文献）是由文字记载的书面文本，上面戴震的话，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读经的科学理路。只是其中“所以成词者字也”一句，确切性尚须推敲，实际上“字”不是构成“词”的成分，而是记录语词的符号。接着上面的话，戴震又谈了他是怎样解决读经时的“字”“词”问题的，如说：“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慎）《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指仓颉）制作（指造字）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即训诂，指字义）未能尽（指《说文解字》只限于解释文字本义），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说文解字》用以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及借用规律的理论），然后为定。”可知他借助的方法有三方面，一是字典工具书，二是《十三经》文本及旧注，三是“六书”理论。所谓“贯群经”，有两层意思：第一，群经相当于活字典，一字的所有意义，贯穿群经之中有全面表现，并且各经注疏旧注中多有解释；第二，一字往往多义，在群经中贯通上下文，其具体意义总是确定的。前一点突破了字书释义的局限，后一点为根据上下文“随文释训”以确定字义的方法。这里所概括的语文方面的解读方法，既科学，又全面，至今仍在沿用。
戴震这封信中，在谈到语文解读方面之后，接着又谈到经书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术、乐律等具体内容考实方面。他说：“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以上讲不知天文历法，难以读通《尚书·尧典》）。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同叶）韵，则龃龉失读（以上讲不懂先秦古音，则读不出《诗经》的押韵。按，此属于语文问题，不属于内容考实）。诵古《礼经》（即《仪礼》），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以上讲不懂宫室的方位及衣服的用场，则难以读懂富有典章制度规定的《仪礼》）。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尚书》地理专篇）、《职方》（《周礼》地理专篇《职方氏》）失其处所。不知少广（开方之法）旁要（勾股定理），则《考工》（《周礼·考工记》）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三角函数的统称），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古天文学测算法），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管子》）、《吕》（《吕氏春秋》）言五声（音调）十二律（乐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县（悬）绳（测垂直）树（立）槷（立于地上测日影的标杆），毫厘不可有差。”这里戴震认为经书所载之道，除了靠语言文字表达之外，还依附于经书中名物、典制等具体内容而存在，如果不进行内容考实，对经书也难以通其道。
总之，戴震在此信中完整提出了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以及以此为基础进行义理辨析而达到通其道的科学读经路径。这是读经的通例，读《论语》也概莫能外。
但是《论语》作为语录文献，又有其特殊性，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特异方法来阅读。例如我在拙著《论语本解》引言中曾说：“《论语》是一部思想著作，此书在古文献中看似语言平实，但含义深奥，各条语录的具体语境又多不明确，必须对语言文字、思想内容，乃至历史背景作全面注释、考述，才能有助于真正读懂。”又说：“本书之所以名为‘本解’，旨在参考前人的积极成果，在个人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语言文字的解释与思想义理的辨析相结合，思想义理的辨析与时代背景的考述相结合，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进而对孔子和《论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以避免由于主观附会而‘诬古人，惑来者’（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献校释的戒语）。”又说：“注解除了注明生僻字词及人物、史实、典制、名物等具体内容之外，还多方取证，据以分析思想内容，力求做到训诂、考证和义理辨析相结合，尤其注意运用材料互证，特别是以《论语》前后互证的方法，以求准确阐明孔子话语和思想的本意。”空说无据，难免流入抽象，下面试通过具体例证说明之。
例1：
《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本章中的“攻”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治，一是攻击；“异端”也有两种解释，一是异端邪说，一是事物的两端（指两面性）；“已”字也有两种解释，一是实词“止”，终了之意，一是语气虚词。由于几个字词的不同解释，相互搭配，又使整句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攻治异端邪说，这是祸害啊”，一是“攻击异端邪说，则祸害就会终止”，一是“攻治认为事物有两端的学说，则祸害就会终止”，一是“攻击认为事物有两端的学说，这是祸害啊”。
以上几种解释，都符合孔子的思想，究竟哪一种符合孔子这句话的本意？关键在于对“已”字意义的确定。通观《论语》，凡“也已”二字连称，均为语气词连用，如《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可谓好学也已。”《雍也》：“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子罕》：“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颜渊》：“可谓明也已矣”，“可谓远也已矣。”《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子张》：“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只有一处似乎为例外，即《阳货》：“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这里“末之也已”，似乎是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已”解释为“止”；但是“已”字作语气词解则为穷途末路之叹，亦通。且此处“末之也已”，与前引《子罕》“末由也已”句结构、意义均同，可以互作语气词连用的内证。如此看来，对上面的四种解释，只有第一、第四两种可以成立，而在这两种中，又以第一种为优，因为通观孔子的思想，他对是否承认事物有两端的学说，还没有放到像不同道势不两立那样的地位（“道不同不相为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故不至于说出第四种那样严厉的话。至于“异端”，杨伯峻《论语译注》说：“孔子之时，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的学说’，但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此说实难成立，所谓“道不同”，显然包括学说的不同。又，春秋时代，异端邪说不是没有，而是相当严重，曾引起孔子的极端忧愤，并不断有所贬斥，《论语》《左传》中不乏其例，事实确如孟子所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例2：
《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一般把两个“与”字解作连词，意思是说孔子很少谈利、命和仁（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并为此说作详细辩解）。而孔子很少谈利是事实，很少谈命则既不符合孔子的天命思想，又不符《论语》“命”字出词率的实际情况，很少谈仁更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论语》讲仁的地方随处可见。所以从义理上判断，这里的“与”字不应该是连词。这里的“与”字不是连词，还可以从句法上得到内证，因为《论语》中连词在几个并列成分之间的用法，跟现代汉语一样，没有在几个成分之间重复连用的情况，总是用一个连词放在最后两个成分之间，如《子罕》“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为政》“使民敬、忠以(连词，同‘与’)劝”，均可证。实际上“与命与仁”的“与”字是一个实词，义为赞同，则整句应标点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字作“赞同”解，《论语》亦有内证，如《述而》“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先进》“吾与点也”等等，皆是。由此例可见，不仅字词互证非常重要，而且文献的字词解释与义理诠释往往是彼此制约、相互为用的。一方面义理诠释离不开字词解释，必须以其为基础；另一方面有时字词的确解，又须参据义理的恰切诠释来判定。
限于篇幅，不再举证。读者如有兴趣，可参见拙著《论语本解》及《论语校释丛劄》正、续篇（分别刊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二辑、第五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