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这个概念的最早记载或许还要追溯到尚书，《尚书·虞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三篇歌颂尧舜禹之德，并较为详细记载了尧传舜、舜传禹之事，其后另一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又进一步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更是将“天下为公”，即禅让一事，视作“大道之行”下的产物，并认为禅让标准应为“选贤与能”。 此后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更是有着比《尚书》中更为详尽地对于尧、舜、禹之间禅让的描写，并加许多笔墨用于描写尧舜禹的贤能。如在描写舜时，“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此为贤，“五典能从”“百官时序”“四门穆穆”“舜行不迷”，此为能。至此，儒家经典，或持有儒家思想的作者的作品中，谈及禅让，都持有着将贤能与禅让连作一体而谈的观点。
可是要想全面了解一段史实，就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而杜百家之口。那么儒家之外的百家对于尧舜禅让的观点又是如何呢？
首先，百家之中最主要的、言论较有权威并具有代表性的即儒、道、墨、法四家，儒墨两家思想相同处许多，在此按下不表，便说说另外两家。
先是道家，道家对于尧舜的看法多集中于《庄子》一书。其中《庄子·庚桑楚》中有一句：“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学阫。吾语女，大本之乱，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未存乎千世之后。”乱生于尧舜，这点与我们平日所知大不相同，因为我们都曾读过一个典故：下车泣罪，知道这个禹为帝后外出见一罪徒而下车泣罪的故事。典故中禹说过这样一句话：“尧舜之人以尧舜之心为心”以表尧舜为政宽仁，同时我们也读过《三字经》中的一段话“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但我们要看到这些话的出处。典故出自于《说苑》。《说苑》是刘向所作，全书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通过遗闻轶事表达治国安民思想。严格来讲这是一部饱含儒家思想之作品。而谈到《三字经》，那更不用说它与儒家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了。我们刚才先入为主的对于尧舜时代治乱的看法显然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如果抛去我们所有有关儒家对于尧舜时代的看法，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和证据去表明尧舜时代是一个民风淳朴的盛世？若讲不出前一个问题，那还有什么资格去讲尧舜是两位贤君？若不是贤君，那么禅让制中所谓的“选贤与能”岂不是一句笑话？无论孔子对于尧舜贤能的描述有多少，在当时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都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相对于孔子对于尧舜个人的描述，《庄子》中也有相关的对于尧舜个人的评价。《庄子·杂篇·盗跖》是庄子用来攻击孔子的学说，从而辨明道家主张的一篇，其中庄子借盗跖之口与孔子辩论时说道： “尧不慈，舜不孝。”这句话毫无疑问地与我们接受的传统儒家对于尧舜的看法不符。我们在没有证据证明尧舜如孔子所言的同时也不会有证据证明庄子所言的尧舜形象是错误的。就算放弃儒道对于尧舜品质的直接描写，那《盗跖》其文中有一句交代了尧舜后人的事的话或许可以看出些猫腻：“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这一句话明显点出尧舜后人处境窘迫，但先代首领之后，再怎么落魄也不至于无立锥之地，除非是有人刁难才会落于此境，那谁会去刁难先代的子孙呢？要么是与先代有仇，要么是感到先代子孙有所威胁的人，那这个人，容我臆测，纵观中国历史，王莽受禅后的刘婴，李渊受禅后的杨陏，这难免让人怀疑是受禅后的帝王才会对先代的子嗣下此手。毕竟是贤是奸均无绝对的根据，那么不妨就按我的这种想法继续推论，如若真是受禅的舜和禹难为前代首领子孙，那这更是从一个侧面突出舜与禹的不贤，选用不贤之人的尧自然也非贤君。综上所述，或有文献或是臆测，禅让制的标准都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同样与儒家学说可谓是不共戴天的法家，在对于尧舜禅让的前后事上，也有截然相反的描述。《韩非子·说疑》中有言：“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这使尧舜禅让之事更为扑朔，甚至有弑君之说。前文用庄子之观点已禅让制的标准，即对受禅者的贤能与否产生疑问，而今法家之观点是否又在暗示，禅让制究竟是禅让者自愿进行的，还是在武力逼迫下才有的？对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禅让制的标准不是选贤任能，也非自愿进行，那么它进行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呢？
不妨将这个问题放放，从另一个角度看看禅让，刚才我们不断用百家的思想来看禅让，所以难免有偏颇，带有百家各自思想色彩。不妨看看史书记载，但这个史书自然不能是百家所著的，也不应是《史记》之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史记》开始，也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史书便染上了儒家色彩，从那些史书里即使会有涉及也是找不到有参考价值的真相的。要考证应该找先秦史书。确实有一本既非百家所著，也确有记载尧舜禅让的书足供我们参考。这便是《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盗墓者不准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翻遍《竹书纪年》，有几句着实显眼“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 ，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几句是在讲述鲜为人知，或者说本就无人关心，研究甚少的帝王后事。那我们不妨以此为出发点，从帝王后事里看看禅让制的端倪。尧被舜囚，其子丹朱也被囚禁，这符合庄子所言：“子孙无立锥之地”。史记里也有提到丹朱，却载其“顽凶，不用”，说尧是为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所以没有传位于丹朱。舜在尧死后曾让位于丹朱，但“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所以舜在感慨一句“天也”之后就成为了首领了。这本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再看舜传禹的事，“舜子商均亦不肖”“禹亦乃让舜子”“诸侯归之（禹）”，和先前尧传舜一事如出一辙，依此而看，岂能不令人生疑？再者根据史记记载，舜在“父顽，母嚚，弟傲”的家庭状况下还能有贤之美称，而如今在一个贤人的家里反而有一个不肖子孙，其间缘故或事情真伪也是令人生疑。那么再说大禹，传说舜杀了禹父鲧，鲧是何人？部落首领，善治水。当年有些部落首领，如讙都，曾推荐了鲧、共工等继任帝位，但未得到同意。鲧在尧时治水不利未得惩罚，而在舜时，舜先流放了讙都、共工，又以治水不利之名杀鲧，并让其三人与三苗共称“四凶”。由此一看，我们很难不把舜杀鲧之事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但是杀了鲧以后，水还要治，就被迫任用了鲧之子大禹，想来应该是有所疑心于禹的。杀其父而用其子已是不仁，很难想像舜会传位于大禹。当然也有可能大禹后来取得了舜的信任，就比如大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是否让舜以为大禹并不在乎亲情，即也不会在乎杀父之仇，从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给了他“禅让”之机？我们无从知晓。再说回舜的后事，《史记》中说他南巡，死于苍梧。苍梧在今湖南宁远，当时绝非舜的领土，近百老人巡狩非己领土，这明显不是自愿的，极有可能是和尧一样，是被流放至此的。将以上的线索重新连接起来，如果要让这些事合情理，那就不妨再来一次大胆的假设：尧舜禹是三个不同部落的首领，几个部落又为一个联盟，而尧又是这个部落联盟的领袖。随着尧的部落衰落，舜的崛起，顺凭借强大的武力逼迫各部落同意他为联盟领袖，而那个衰败的尧下场想来不会好过。然后，禹的强大又使历史重演。当然，这些血腥的过程可能都披上了禅让这个合法的外衣。这个逻辑或许更为我们能接受，因为它更贴切中国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的规律。先秦禅让之事如此就可能是一场政权角逐，其中大有成王败寇之意。
然而此后千年，这样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在儒家学派的渲染下，少了许多的红，或者说那些红反而成为了“禅让”这朵美丽的玫瑰之颜色。如果尧舜禹知道了后世对于那些年斗争的认识时，是会笑还是会流下如鲜血一般的眼泪？当然，以上全文所有观点还只是假说，需要更多的史据来证明。无论史实如何，我们应当有一个共识，不可偏信于一家的说法，无论它流传了多少年，在最有力的证明出现之前，永远不要对一件史实的真相就此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