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元汴《梵林图卷》
项元汴像
天籁阁的珍藏世界建立在昂贵的金钱代价之上，但更是由一颗崇古之心所生发、营造，当项元汴花费两千两白银的天价买下《瞻近帖》，又一掷千金买下《自叙帖》之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作为这些古物的主人，他花费巨资所赎买的，乃是逝去的时间，逝去的荣光。
天籁阁
在到处都摆满珍玩的天籁阁，项元汴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看一遍，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一轮看下来，再周而复始。项元汴就像山洞里的一只穿山甲，守着他的宝物，不许外人染指。不只生人不能靠近，家猫、蝙蝠也是严禁进入这间黑暗的屋子的，因为它们不经意间一抬足、一扇动翅膀，一不小心碰坏的就可能是商周时代的彝鼎，或者墙壁上挂着的晋朝的古画。
天籁阁得名，据说是与项元汴收藏的一把晋代铁琴大有干系。此琴为仲尼式，为晋朝制琴名家孙登所斫，长约一米二，重漕平十斤六两，纯系黑铁锻造而成，通身不加髹漆，琴面琴底均有细冰裂纹，琴背铸有两个八分大字：天籁，其下有嵌金丝小篆“孙登”款，并“公和”篆印。
公和是孙登的字。这样一个西晋大名士，同时代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籍贯何处，真应了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句古话。从葛洪的道教名著《神仙传》第六卷有关记述来看，孙登应该是公元3世纪的一个生活极简主义者，长年住在山上，穴地而坐，弹琴，读《易》，长啸，夏天一件单衣，大雪天把丈余的长发披覆在身上取暖。尽管他足迹不入城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跟他玩得很好。嵇康的琴艺非常高超，同时代人无出其右，尤以一曲《广陵散》风靡世间，但对孙登的琴艺也不得不叹服，因为后者竟然只用一根琴弦就把他赖以成名的那支金曲弹得声情并茂。
话说这把天籁琴，后来辗转落到了浙江平湖一个叫吴修梅的人手里。道光二十六年，那时距项元汴去世已经二百五十多年了，海盐戏曲家黄燮清在吴家看到过它，并为之上弦，不久后，另一位戏曲家吴廷燮在一次酒宴上应友人之邀，曾有幸弹奏过它。当时此琴已锈蚀斑驳，琴首上的玉徽也已脱落，只余其八，但琴底嵌金丝双勾小篆“天籁”二字，及表明它的旧主人的嵌银小字篆书“明项元汴珍藏”六字皆丝毫无损。吴廷燮说，当他一打开楠木琴匣时，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一瞬间与古人精神接通了，手指弹拨琴弦，琴音清亮激越，也与其他古琴大不一样，他后来写有一篇《铁琴歌》以纪其事。
据民国初年的大琴学家杨宗稷说，他刚开始学琴时，北京的琴肆中还能看到“天籁”琴匣盖铭刻拓本，说明该琴当时可能就在北京。后来，不知因何机缘，这张琴竟然和来自热河行宫、据说是“昇平二年王徽之斫”的那一张，一起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1933年，日军侵占华北，这两张稀琴古琴与其他故宫文物一起装箱南迁，十余年间历经上海、南京、湖北、湖南、贵州，四川，于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后运回南京。但南京也不是它们的最后居留之地，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败北，1948年冬，它们夹杂在2972箱文物中被紧急运往台湾。
这么多的曲折乱离，放到一个人身上已够生受，何况一张琴。几百年间，天籁琴匣盖上有阮元、梁章钜等多位文化名流鉴定题识，又经名家调弦，以常理度之，它的出迹之真实应该毋庸置疑了吧，但自它现世之日起，真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且古琴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张铁琴并非晋琴，更非大名士孙登所斫，鉴赏家们从式样、材质、铭文等多方面对这张铁琴提出了质疑。如果它真的是出自西晋制琴名家孙登之手，为什么式样是仲尼式？材质又为什么是铁的？考虑到项元汴是隆庆、万历年间屈指可数的鉴赏大家，平生经手古物无数，不会那么轻易把一张一二百年的铁琴当作千年以上的古器，一种较为审慎的说法是这张天籁琴是元人的制作。
真正的天籁琴又在哪里呢？莫非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一把天籁琴，那张几经流转的铁琴是好事之徒托名孙登的伪作？一部成书于1590年——那年也是项元汴的去世之年——的《琴书大全》上说，孙登的确斫过一张天籁琴，这琴每到下雨，就会发出有如刀刃相击的声响，某年某夜，在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中，没有人去碰这张琴，它突然断作数截，断裂处游出了无数黑蛟。大概是天妒造物，上天总要故意去摧毁那些太美的东西，不让它们留传后世吧。
兄弟
几百年后，一代名楼已成墟里孤烟，已很少有人知道，项元汴生活的那座南方小城曾经叫秀水、嘉禾，项元汴喜欢的那个古称“檇李”更是无人再提起，当年阁主人摩娑把玩的古物、珍玩却仍在尘世间行走，它们有的散入市井，有的成为皇宫庋藏，也有的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箱柜或陈列架上，冥冥之中，它们好像都在等待一个神秘的指令，等待着某个月夜响起一阵啸声，它们好拔脚赶往瓶山脚下灵光坊的项氏旧宅。但它们的旧主人早已经不在了，甚至他的骨殖都被人偷去了。物比人更长久，因为时间已让它们成为精灵。
在几乎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晚明，项元汴没有留下一部藏品著录真是艺术史上的一件憾事。或许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但在后来的战乱中被毁了。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虽则如此，天籁阁的藏品还是有不少见诸于明末以来的各种著录，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下独特的印记，少量还有字码，这样，尽管过去了将近五百年，凭着这些线索，后世还是可以大致复原项氏藏品的基本规模。
民国年间，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弟子翁同文一头扎进故宫博物院库房，发现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有印记，一是标上他的字“子京”，或者号“墨林山人”，再就是按照同时代作家周履靖的《初广千文》的次序进行编码，书之于每件作品的首尾或四角沿边位置。前者很好辨识，但也容易被层出不穷的造假骗子钻空子，弄出一堆赝品迷惑世人，只有真正掌握了后者的编码秘密，才算是有了一把进入项氏藏品宝库的金钥匙。循着这些线索，翁同文教授复原了这份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藏品目录，并由此推算出了项氏书画藏品的总数为二千一百九十余件。
项氏旧藏书画有两部分，即以千字编号部分与未列入千字编号部分。千字编号书画残目，这部分达1000件左右。以残除余数为基准，推测这部分可能仍存200件左右，亦即原数的2/10左右，兹又推测全部的残余概数约438件左右，如果认为全部的残余量与千字编号部分的残余量在比例上相当，全部残余量也是2/10左右，即可从2/10的全部残余量438件推出十分之八的全部丧失量是1752件，将全部残余量与全部丧失量合计，共2190件，就是项氏书画收藏的原来总量。
翁同文说，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据《故宫书画录》共计四千六百余件，项元汴以一己私人之力，收藏量已达故宫半数。
戏曲家兼收藏爱好者何良俊，与嘉兴项家是世交，1555年冬天，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八十大寿时，供职南京翰林院的他曾应邀赴项家贺寿。项铨是个生意人，经商积成巨富，晚年又花钱捐了个吏部郎中的虚衔，他的三个儿子自然要把这场生日寿宴办得热热闹闹。日后，何良俊在回忆这场寿宴时说，这一家的排场之奢侈，实在过分了，“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
这一天到场的宾客大概有二十余人，每一位宾客桌前皆有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餐毕，用来洗面的是梅花银沙锣，就连漱口盂都是纯金打造的——何称之为“金滴嗉”。此外，目击者看到的奢侈用品还有银水火炉、金香炉等，是夜宾主尽欢后宿于项家，饱受刺激的何良俊又一次吃惊了，他说，就连客房里的帷帐衾裘也全都是锦罗旗缎，豪奢无比，害得他一整个晚上都不能合眼。
为了不给故交一家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何良俊在把这一幕的回忆写入《四友斋丛说》时，没有直接点到这位友人的姓氏，只是泛泛地说“嘉兴一友人”，但康熙年间刊刻的一部嘉兴地方志明确把这段话附着在了项元汴的身世介绍后面，可知当时的明眼人一望便知，这富可甲于江南的一家，实非项氏莫属。
同时代的文人、画家、古董商人、文物掮客——包括日后的李日华和董其昌——只要曾经出入天籁阁的，无不对项氏家族巨大的家产表示歆羡，时代的尚奢风气使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阔大且设计精心的庭园里，在考究的家具和精美的茶具、香具里，优雅生活的气韵才能得以完全呈现，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味的不是金钱的堆砌，而是法书、名画、文玩、奇石和花卉虫鱼这些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即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社会精英是由物品来区分的。当他们中屈指可数的几个——那必须是阁主人的至交亲朋才行——穿过堂前的松石梅兰和拖曳衣裙的香草，再转过四座迎宾的大理石屏，进入纱萝隔开的摆满了金石文字和珍异的铜瓷花觚的天籁阁秘室，必定会有进入时光隧洞之感，只恨自己的一双眼睛不够使了。商周时代青绿色的彝鼎，汉代的玉器兕镇、犀珀旧陶，晋唐宋元的法绘名帖，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壁、大理之石，再加本朝永乐朝的雕红漆器，宣德朝的铜铸香炉，成化年间官窑烧制的小件五彩瓷器，就好像整个世界的宝物都拥挤到了这小小的阁中。赞叹之余，他们对这些古物背后巨大的财力支持更是咋舌不已。
嘉兴项家到底有多少资产？与项元汴生活于同一时代的王世贞作过一个大概的估算，他说，专擅嘉靖朝国政二十年之久的前首辅大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与人纵论财富，搞出了个富人榜，他曾亲与耳闻。在这份富人榜中，居首等的十七家，身份有宗室、勋戚、官员、土司、太监，也有如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无锡邹望、安国，嘉兴项氏这样的商贾之家，都富可敌国，最少的资产也在五十万以上，这其中，大太监冯保、张宏过二百万，武清侯李清过百万，严世蕃自己过百万，无锡邹望近百万，安国过五十万，曾任礼部尚书的吴兴董份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严世蕃还特意拿嘉兴项家与吴兴董尚书家作过比较，说项家的金银古玩远胜董家，但田宅、典库等不动产不如董家。
原籍河南洛阳的项氏家族是靠什么在江南骤富？前文所述的那本嘉兴地方志《嘉禾徵献录》说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年轻时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经商才能，“治生臆算，盈缩无爽”，他是靠经营典当业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然后到处置地买屋，收取地租。万历十一年的状元郎、后来担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朱国祚在一篇祠堂记中曾经记述了项铨的一个故事，说项铨买下的一处房屋，几十年后翻修时，从壁肚里发现了一大笔金子，项铨找到旧宅主人的后代，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了他们。或许这种诚信的品质正是项氏得以发家并保持良好声誉的重要原因。项铨死后，把家产以一作三，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比起两个兄长，项元汴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更多遗产，或许是父亲项铨偏心，或许是两位兄长出于对幼弟的关爱，他们都自愿让小弟多占一份，这一令人称道的行为，在地方府志上被称为“让财于季”——季，也就是他们家的老三。尤其是大哥项元淇，更是处处都让着、护着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项笃寿和项元汴。从他的豁达和慈悲心肠来看，可能更多继承了乃父的品质。地方遭了灾，他总是第一个出来施粥赈灾，朋友去世了，他就出资抚养其幼孤。据说项铨病重不起的那年冬天，项元淇正在北京，闻听消息星夜往老家赶，他到家时，项铨已下葬，项元淇大哭着跑到墓地，在墓园边搭建了一间草庐为父亲守灵，至于父亲留给他多少遗产他一言都不问起。
在比自己小二十五岁的幼弟面前，项元淇更像是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有些娇纵的父亲。同时代人津津乐道于他的慷慨大度，总是意在反衬项元汴的吝啬，同时证明他们兄弟的友爱之情。项元汴年轻时做过一阵子生意，因刚入道，一些银钱往来的规则也不是很懂，有个生意伙伴把一万余石粟抵押在他那里，抵押期限还没到，项元汴就把这些粮米抛售了，这一不诚信的行径近乎奸商作为，对方不肯歇，官司打到了府城。最后还是项元淇出面调停，让小弟在这桩坐定要输的官司中化险为夷。
二哥项笃寿对他也不错。诗人朱彝尊讲过一则故事（朱、项两家是亲戚，朱的一个姑母嫁到项家），以证明他们兄弟的友爱。项元汴刚入收藏一途时，还不怎么会砍价，有时收入的字画古玩价格高了，他就一整天闷闷不乐，吃饭都没了心思。项笃寿从小厮处得知消息，就故意走到他三弟那里去，问他最近收到什么好东西没有。项元汴就把那件买贵了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做哥哥的可能根本就看不出这件东西好在哪里，也啧啧赞叹不止，然后出同样的价格把它买下来。
尽管像他们的父亲到了晚年一样，元淇后来也捐了个“上林丞”的小官，但和精于国考之道并最终获得进士头衔的二弟项笃寿还是有别，元淇与官方一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早年参加过几场府院一级的初考后，他就弃绝此道，转而去经营自己的艺术人生空间了。他在嘉兴和一帮赋闲的官员、僧侣一起组织了一个诗社，自己则是这个文学社团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社员们频繁往来唱和。在他家中，总是座客常满，樽俎不虚，这些经常叨扰他的来客大多是当地诗歌界和书画界的朋友，有时还可以看到吴门画派的重要画家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的身影。
风雅如同一滴墨，会沿着宣纸的纹理洇染开去，作为离墨点最近的他的两个弟弟，也早早沾染上了艺文的气息。尤其对年岁最小的项元汴来说，看着自己素来崇拜的长兄和一帮诗人艺术家经常往来，他幼小的心灵肯定对那个充满着笑声的艺术家圈子充满了向往。正是在乃兄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项元汴狂热地迷恋上了诗歌，并立志成为一个诗人，从留存下来的他与元淇的六通书札来看，兄弟俩在信中讨论的大多也是吟诗作文之事。尽管他对诗歌倾注了持续的热情，但可能是个人才能的关系，他到死都没有博得兄长那样的诗名。
这个失败的诗人，手绘丹青却着实令人惊艳。他画的山水小品，学的是元人倪瓒、黄公望笔意，其间尤其醉心于倪，水墨淋漓，书法走的是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路子，都曾得到过晚他一辈的艺术史家董其昌发自内心的赞赏。尤其是他画的墨兰图，师承当朝大家文徵明，是典型的元人笔意，叶子只四五笔，花二三茎，竹十余叶，石头也只孤零零的一块，具体的景物都只是略写大意，却把看似细弱的一株生命，画得气息极为悠长，看来画家不但惜墨，而且惜笔，不但惜手，而且惜心，寻常画匠就是用尽平生气力，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在项元汴中年时画下的力作《花鸟长春册》上，董其昌题跋感叹说，读这份册页就像走在林木葳蕤的山荫道上，让人应接不暇，创作出这样一幅饶具宋人意趣的画作，看来画家不仅要把这些花花草草酝酿透彻，更要有巧思、有闲情，把它们像珍珠一样一一穿缀起来。这个人一直都是以一个鉴古家兼收藏大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偶尔托兴丹青，竟也如此出彩，没有丝毫俗笔，难怪在市面上受到吹捧，时人争相传购。但项元汴作画有一个毛病，总喜欢把他那些诗歌作品题写在画幅空白处发表，要是他的诗与画能够水准相当、珠连壁合，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些诗句并没有他想当然的那样优秀，这就让那些求画者很是苦恼。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了个法子，向项元汴订画前，先向他的随身书僮送上三百贯小钱，叮嘱之，一待项元汴画毕，就迅速抽走，拿印章沾满印泥盖在空白处，以免他家老爷画蛇添足再去题款，他们笑称这钱叫“免题钱”，花得一点也不冤。
时光收藏者
这个被父兄惯着、被时代所成全的大鉴赏家到底收罗了哪些珍奇，天籁阁又是凭什么支撑起半部中国艺术史呢？按照万历年间鉴赏家、曾游学国子监的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提出的八项“赏鉴”原则，“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那些入藏秘阁的古书画将优先给予讨论。
前文说到的戏曲史家何良俊，在出席项家寿宴的第二年，即1556年冬天，又风尘仆仆地来到项元汴家中，他在阁中经眼的历代字画，为我们呈现了项元汴早期庋藏的大致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项元汴三十二岁，他的古物王国已基本建成。
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如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时光隧道，跟随着他好奇的眼睛，我们会看到过道两侧无数带着铜锈的商周时代的鼎、莹白无瑕的汉代的玉，他开始的惊叹还有着应付主人的客套，但当他转过一堵巨大的大理石屏风，进入天籁阁的心脏，面对着满眼的晋唐巨迹、宋元名画，他张大的嘴巴已久久不能合拢。赵孟頫的那幅《江山萧寺》，用旧纸作水墨，左角下方画三层山，每层密密画古树数十株，第三层绝顶林木尽处画一古寺，右边稍高处作远山数层，意境如同一曲唐人小令，已让他叹为“精绝”，但看到闻名已久的《鹊华秋色图》时，他已经感到了语言的苍白。怀素《自叙帖》卷、李白《上阳台帖》、顾恺之《女史箴图卷》、韩《牧马图轴》……如此精良的藏品，再换算成不菲的市值，足以让他目瞪口呆。那一日走马观花，何良俊的脚步最后停在“米南宫三帖”（即《叔晦帖》《李太师帖》和《张季时帖》）前，如同滞住了一般，良久，不知是对主人说还是自言自语：“笔墨飞动，神采焕发，米老行书当以此卷为第一。”
那天何良俊看得最多的是黄公望、倪瓒、赵孟頫、王蒙、吴镇等元代画家的作品。重元贬宋，这也是当时由吴人发端影响到整个鉴赏界的风习。如果何良俊知道了他这次看到的只是天籁阁庞大藏品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唐以前甚至六朝、晋代的法书、古画他未尝经眼，阁主人还藏有米芾的三件画作、苏轼的五件画作、宋徽宗的十五件工笔花鸟秘而不示，他回去一定会暗底下大骂项元汴的吝啬。
从何氏的这次观画可以看出，项元汴是一个颇富历史观念的收藏家，天籁阁主人是以宋元文人画家为主体构建他的收藏王国。在这个名家谱系中，赵孟頫有如中心座标，往前追溯，是二王的巍峨身影，往下延伸，则是项元汴至为推崇的吴门画派的文徵明。至于嘉、万年间名喧一时的“浙派”画家戴进、吴伟、蒋嵩，甚至以狂放的画风拥有众多粉丝的徐渭，在天籁阁庞大的藏品中连影子都找不到。
一种古典观念和趣味充斥着这个私人收藏王国。所谓古物之心，乃在一古字，以古为美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鉴赏观。对这些作品千方百计的搜罗，一方面体现了项元汴对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歆羡，另一方面，在对这些艺术品进行来历考证、诗文题跋以及向参观者展示的过程中，他也微妙地传达出了自身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想要借此获得一种身份认同。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对一个人的才能、地位最大的认同来自于国家组织的各级考试，很少有人能禁得住通过国考以取得功名的诱惑，因为这是通行的迈向社会精英人群的必由之路。然而，这样一个纯然由古物构成的世界，却让项元汴足以抵制住这种诱惑。作为这些古物的主人（他当然明白物比人长久，每一个拥有者其实都只是时间或长或短的仓库保管员的角色），他花费巨资所赎买的，乃是逝去的时间，逝去的荣光。当项元汴在满眼古物的天籁阁里踱步时，他一定是这样想的，由于他连接着宋元、隋唐、魏晋乃至更早时候的文化英雄，连带着自己也加入到文化精英的行列中去了，在功利主义者的眼光看来，这或许正是艺术战胜世俗的一个明证。
诚然，天籁阁的珍藏世界建立在昂贵的金钱代价之上，但更是由一颗崇古之心所生发、营造，当项元汴花费两千两白银的天价买下《瞻近帖》，又一掷千金买下《自叙帖》之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牛津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以文徽明研究为我们熟知的柯律格（Craig Clu⁃nas）说：
项元汴所赎买的是往昔，但并非欧洲暴发户所垂涎的那种可能是假冒祖先肖像所体现的个人往昔，而是一种具有普遍认可之价值的往昔。
本文摘自《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赵柏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1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