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邹韬奋故居 蔡华伟绘
初冬的上海，在一个有些轻霾的黄昏，去探望邹韬奋曾经的家。今年，是他120周年的冥寿。
裹挟在南北高架路下班的车流中，慢慢驶出徐家汇路下匝道，掉头在重庆南路（原名吕班路）上兜兜转转，寻找着205弄。这条头顶高架道的老马路，在法国梧桐快落光叶子的寥落身影后面，连绵着有法国建筑风格的三层新式里弄住宅，如今这里半空中粘挂着纵横杂乱的电线，灰扑扑的外墙满是历史积尘，掩住了早年比石库门建筑要洋气些许的布尔乔亚气息。
万宜坊！
就是这里了——夹在灯火明丽的烟酒专卖和馄饨铺子之间，这个过街门廊越发被衬得暗绰绰毫不起眼。但门廊上五个庄重的金色大字“韬奋纪念馆”，让它拥有了卓尔不凡的气派，那是沈钧儒的手书。走进门廊，里面错落着数排端然方正的三层米色建筑，挤挤挨挨两家共着一堵墙绵延开去。唯二楼屋檐的白色波浪般线条，以及每个转角处用红砖细致勾勒的琴键图案，让人犹闻罗曼蒂克的琤琮乐声蓦地响起……
缩在楼群中的54号，就是韬奋的家。隔壁的53号则辟为纪念馆。
从1930到1936年这六年间，这位知名的出版家与新闻人，就厝居在此——中间还有两年被迫流亡欧美，写了著名的《萍踪寄语》。
搬家到万宜坊时，他和结缡四载的夫人沈粹缜已经有了幼小的两儿一女——长子嘉骅（即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次子嘉骝（即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的邹竞蒙）、新生的小女儿嘉骊（曾任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迫于经济条件，韬奋只租得起54号一楼的客厅、二楼的卧室，还有逼仄的亭子间。一楼门外的天井，小得不能再小，孩子跳个绳都甩不开，但毕竟可植花木，给这个温暖热闹的家增添了盎然生机。
房中的陈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根据沈粹缜的记忆布置的。客厅壁炉上挂着韬奋母亲画像，右边墙上挂着末代状元张謇抄写的唐人许瑶七言诗，有“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之句。卧室简朴而温馨，墙上挂着韬奋一家的相片，孩子们聪颖可爱，是韬奋的快乐之源，夫人则清秀贤惠，是韬奋的坚强后盾。卧室暗红色的木质大床、镶着穿衣镜的大衣柜、铺着大理石台面的梳妆台，一派朴实厚重的风格，应该还留着韬奋的手痕呢，一念及此，它们顿时有了跨越历史的温度！
不足七平方米的亭子间，是韬奋的工作室。一张写字台，三架书橱一放，仅能再容一把椅子，他便是坐在这里，在九宫格般的窗前，一灯如豆，燃亮了如磐长夜，写下一篇又一篇让蒋介石和一众达官贵人都战栗不已的新闻评论，写下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共商国是及出版事宜的书信，也写下《革命文豪高尔基》的译著……一个个不眠之夜写就的热血文字，让《生活》的无数年轻读者，由苦闷颓唐而发愤振作，读新书，走新路，换了新思想，进而走上抗战前线，走向延安，走向革故鼎新的道路。韬奋虽殁于中年，但他的同事与他的读者们，都纷纷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倘若时光倒流八十年，站在万宜坊54号二楼小阳台的沈粹缜，每天早上会以温婉的目光，目送着丈夫走向那个过街门廊，融入吕班路上的行人。韬奋总是戴着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穿着西装，夹着塞满来稿和读者来信的黑色公文包，行色匆匆，那是上海最普通、最平和的知识分子形象，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看不出一丝高大上的气息。因为他本就是最接地气、最爱读者、最愿意为底层百姓鼓与呼的一位良心报人。
在韬奋纪念馆工作的高明博士，递给我一张新近复制的1932年上海地图,依稀能够还原当年韬奋的行迹：他的家，他的周刊，他的生活书店，都在法租界，在地图中央一二指宽的距离，走走不过十来分钟——从万宜坊，穿过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和遍布浓荫的法国公园，就到了他一生事业所钟的、华龙路（今雁荡路）上的生活周刊所在；而不断搬迁的生活书店所栖身之处，不管是陶尔斐斯路（现南昌路），是霞飞路（现淮海中路），还是福州路，也都在附近的一箭之地。
这短短一段路，却用尽了韬奋此前三十余年的努力心血。
尽管他受过私塾的严格训练，又在西学鼎盛的南洋公学以及圣约翰大学学业优异，中文英文均造诣非凡，但这位穷书生，是靠着帮人做家教才勉强完成学业，又辗转数年，才斗胆给恩师黄炎培写信自荐，找到了他“兴会淋漓”的新闻出版工作——到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书刊，并一手把只有两千余份赠阅量的《生活》周刊，办成了发行十余万、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新闻刊物。
住在万宜坊这六年，是韬奋一生事业与思想都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
1926年，三十一岁的韬奋接手主编《生活》周刊，那是他新闻出版生涯的开端。由最初连韬奋在内的两个半工作人员，到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生活”已拥有几十人的团队，更有胡愈之、杜重远、李公朴、艾寒松等重量级作者。刊物的主旨也由浅及深，由漫议日常生活而至评品时局，倡言民主自主，呼吁国民奋起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正如韬奋的夫子自道：“在一个血腥的黑暗的时代……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作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我们愿以至诚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生活书店成立，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短短五年间，以韬奋为首的这群“傻子”，率领着这支“小小军队”，笔力雄健，堪敌百万雄兵，密集出版了十种期刊、近四百种图书，勇敢地突破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化的“围剿”，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鼓舞青年而呼号奔走，成为中国抗日救亡中一面耀眼的旗帜。也是在这段时间中，韬奋开始接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渐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32年，他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中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乱源，都可归结为有榨取的阶级和被榨的阶级，有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阶级，要消灭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
1935年8月底，结束海外流亡的韬奋，重返万宜坊温暖的家中。席不暇暖，他便于11月16日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并在发刊词中鲜明倡言办刊就是为了“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这三大目标。这份刊物，与“一二·九”运动共鸣共振。韬奋又在万宜坊的亭子间里，先后写下《学生救亡运动》《再接再厉的学生救亡运动》《学生救亡运动与民族解放联合战线》等一系列评论，一纸风行，为学生运动引领航向，推波助澜。
陈辉所著的《韬奋评传》，记载了在清华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端木蕻良的回忆：“在宣武门前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陆璀的照片，又很快成为《大众生活》的封面。这对北方青年来说，都是起到互相推动和鼓舞的作用的。当时，《生活》这两个字和‘进步’两个字有着同等的意义。这个刊物，连偏僻的小城镇也可以看到……”短短两三个月，《大众生活》便发行到二十万份，创造了中国杂志发行数量的新纪录。周恩来更曾盛赞韬奋：“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我们党专门在国统区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都比不上他。”
这样的刊物，自然不见容于国民党当局。1936年2月被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的罪名勒令停刊。
韬奋的声望如日中天。蒋介石派员找他，先是威胁：你被杀了“不过白死”。韬奋当即愤然应道：“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恐吓无效，蒋介石又想通过杜月笙“请”韬奋到南京面谈，试图拉拢韬奋如陈布雷般成为自己的“文胆”，还特派戴笠来上海迎接。韬奋闻讯走避友人家，一个月后干脆出走香港，继续去办他心中的“人民的报纸”……
从此，韬奋再也没有回到万宜坊。但万宜坊的斗室里，仍然留着他的足音，他的淋漓墨迹，他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沛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