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二年（1842）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屡遭败绩，昏庸无能的朝廷为了求和，竟将主持“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诗人西行途中，在西安卧病数月，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告别妻子，继续前行。临别时，他创作了两首七律，这是第二首。
首联自谓此前身负重任，而能力有限，劳神既久，疲惫不堪，再要以衰病之体，尽庸薄之力，定然难以支撑。“力微”“衰庸”，“衰”则有之，其他概属自谦。重谪之后，久病之余，心力交瘁，情绪难免有些低沉。然而诗人毕竟是人中龙凤，思想境界非一般文人士大夫所可企及。任是蒙冤受屈，病体不支，也动摇不了他报效祖国、九死不悔的决心。于是，颔联诗笔陡然振起：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怎会因为祸患而逃避？言下之意，远谪伊犁，又算得了什么！春秋时，郑国执政官子产因改革税制而遭人诽谤，有名言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此联上句，即从子产语化出。下句则是诗人自撰。二句对仗极其工稳。“国家”“生死”“祸福”“避趋”，皆偏义复词，偏指“国”“死”“祸”“避”，“家”“生”“福”“趋”4字只是陪衬。一般来说，以议论入诗，缺乏艺术形象；以直说为诗，不耐咀嚼讽咏，是诗家所忌。但此联以沛然莫御的人格力量振聋发聩，极具震撼力，读者不但不嫌其议论和直说，反而觉得非如此不足以弘扬民族正气。这便是艺术的辩证法了。
颈联仍是议论：谪居伊犁，见得皇恩浩荡，待我甚厚（没有加以死罪，只是从“轻”发落）；要涵养质朴的性情，当一名戍守边疆的小兵正合其宜。这未必是诗人的真实想法，但在那封建专制的时代，他还能说什么呢？你懂的。事实上，诗人在伊犁担当的角色，也非“戍卒”可拟：他积极襄助当地军政长官领导军民勘田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农牧生产，缓解民族矛盾，为巩固国防以警惕沙俄对新疆的觊觎，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不出3年，他又被朝廷起用，署理陕甘总督，重新回到了省级正职的一线岗位。
尾联为了安慰妻子，引用了一个诙谐的历史典故：宋真宗召见隐士杨朴，问其临行时有没有人作诗相送。杨朴答：臣妻有诗曰“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今天被“捉”去见官，这回可要了你的老命）。真宗大笑，便放他还山。后来苏轼任湖州知州，因文字狱获罪被逮捕进京。其妻哭着送他出门，他却对妻子说：你就不能像杨太太那样作诗送我吗？其妻不觉失笑。在命悬一发之际，还能与妻子开玩笑，足见苏轼的豁达与幽默。此时此地，用此典故，也见出林则徐“君子坦荡荡”的胸襟。
此诗一出，我中华民族又新增两句励志的格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之所以在忠贞报国而被贬黜荒远，遭到极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仍能坦然面对，自强不息，终至东山再起，难道不是因为如此崇高的价值观、如此坚定的爱国信念有以致之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