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乱翻书，发现古人对房子多有论述，其中的态度颇耐玩味。孔子是这么说的：“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如果一个人留恋家乡的安逸生活，那么就不配称作“士”了。要过安逸生活的物质基础正是房子，而孔子是鄙弃这一切的，他的话里带有一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豪气，展示了要以仁义之道纵横四方的雄心壮志。也只有孔子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才会把求田问舍看得一钱不值。孔子以半生辛劳践行了自己的话语，怀揣仁术，周游列国，居无定所，落魄时甚至“惶惶如丧家之狗”，但他始终不改初衷，最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隐于杏坛之下授徒。稍晚于他的孟子也有一句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要住在天下最宽敞的房子里，这房子不是琼楼玉阁，而是“仁义”。——这就是孔孟留给我们的印象，他们似乎有着异常生猛的元气，有着芥视沧桑的雄心，物质领域里的蝇头俗利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他们是精神世界里纵横奔突的巨人，让人一见就为之神旺。
诗圣杜甫也写过房子，那就是闻名遐迩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辗转半生，后来在成都求亲告友，终于盖了一所草堂，不想为秋风吹破，以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滴滴答答的房子根本没法睡，但在此种境况下，杜老夫子想到的竟然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胸怀也真是让人叹服。想想如果换作是我，那个当口儿肯定是心乱如麻，心焦如焚，只忙得四脚朝天去扫积水，补破房，哪里还会想其他？我由此觉得人们把杜甫叫做“诗圣”，把李白叫做“诗仙”，虽只一字之差，却实在是很讲究。以李白的性格，遇到这样的窘况，大概也不会去想“天下寒士”，他会更加超脱，带着道家的出世之气，说不定在这夜雨淅沥中领悟到生命的意趣，所以他更接近于“仙”。杜甫是地道的儒子，一颗心总是忧患苍生，自家的屋子破了，想到的却首先是那些还没有屋子、境况更惨的人，所以他更接近于“圣”——圣人总有一颗爱民化世之心。
唐代另一位诗人刘禹锡则写了一首《陋室铭》，当然也是谈房子的，而且一样大名鼎鼎，但在我看来，层次就差了一些。我尤其不喜欢那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读这句话让我感觉刘禹锡似有一种清高与闭塞，因为那些真正伟大的知识分子，有所作为的读书人，没有几个是拒绝与白丁交往的，相反，他们在与白丁的共处中体恤苍生的悲苦，学习民间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学问接通地气，获得温度也因而获得高度。读书人的正途恐怕还是对广阔世界的深切关怀与积极参与，是将自己的学识投入到伟大事业与历史潮流之中——那端坐于陋室中“调素琴”的洋洋自得的诗人，未免让人觉得有点过于遗世高蹈，而少了血气声色。
古人谈房子其实也是谈人生、谈志趣，千年之下作为读者的我，每读之下，有时失笑，有时会心。我自己在寸土寸金的京城谋食，要说像孔子那样“士不怀居”，实在还难以办到；而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却深得我心，我真诚祈愿天下“居者有其屋”，因为“安居”方能“乐业”，足立方可伸展；至于刘禹锡的“陋室”，我毫不羡慕也不敢恭维——我觉得就是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也比之温暖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