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古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他强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极广。此语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意是指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以嵇康之子嵇绍为例，其父本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且为晋文帝司马昭所杀，但嵇绍却经山涛的力劝而仕晋。在顾炎武看来，这种行径实在是不明大义，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丧失道义原则的山涛是邪说之魁首。顾炎武表面上批判的是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致使天下无父无君，实际上是以史为鉴，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事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作了创造性地发挥，由于概括精炼且赋予新的内涵而得到广泛传播。不同于顾炎武，梁启超这里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责任”是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他在变法维新时的战友谭嗣同当是从己做起、责任不诿他人的典型。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时代在发展，人们可以，也应该赋予这一命题更宽广的含义。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谓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我们知道，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从现代观点看，地球恰如在宇宙中行驶的一艘航船，其扬帆远征或颠簸倾覆无疑事关人类每一个体，显而易见，每一个体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是道义之所在。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它在社会生活中涉及多重矛盾。其一是全体、集体和个体的关系。国家与民族属于当今世界的第一级集体，它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全体；个体若志在推动人类的进步事业，就当落实于促进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其二是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社会作为的关系，涉及我国先哲所谓的“内圣外王”。毫无疑问，前者是基础，但后者绝非末事，从社会角度看它是目的。其三是社会的救亡与振兴的兼顾。无论是顾炎武还是梁启超，都是在社会出现危难的时刻发出深切的呼吁，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当代中华儿女更当以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其四是“有责”中的自律与他律。责任植根于良知，见之于有耻，二者联系着德与法两端，提倡主动担责还当辅之以问责。如果每一个人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