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些可爱的老师们对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很多事情，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在过了数十年之后，只是受偶然事件触发而回忆往昔时，才发现了它们的存在和价值。
今年是母校哲学系建系六十周年。在中国传统历法中，六十年是一甲子。对于复旦哲学系来说，我相信这一甲子有着无比深刻的意义。我虽然没资格和能力全面总结这一甲子对母校哲学系的意义，但觉得30年前入复旦学习、在哲学系攻读整整六年的经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意义非凡。回想起来，我是在1986年即复旦哲学系建系30周年那年入校，当时所经历的一切历历在目，让人感怀。
想当初我以一个典型的工科生考入复旦哲学系读研，哲学系的学术氛围，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对我来说，到复旦来印象最深的事情莫过于让我认识到，原来哲学也是一门神圣的学问，有自身严肃的逻辑、神圣的理想和崇高的境界。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多年里，由于我是一个工科生，所学的唯一的文科课程是政治理论课；而在我所学的政治理论课中，老师所反复向我灌输的无非是一系列毋庸置疑的原理和原则，很多时候是“不讲理的”；像我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人，虽曾对于某些政治课老师的教条式灌输很反感，但毕竟没有系统接受哲学训练，对于哲学这门学问的精神实质还是一无所知。
复旦哲学系六年求学光阴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使我认识到，哲学是一门有着独特精神追求的学问。今天我更认识到，哲学的真正基础在于人性，在于每一个生命都可能具有的对于好奇心的满足、对于思想自由的追求和对于人性尊严的捍卫。我们从事哲学，当然很清楚这一事业对于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功用，但首要的是哲学工作者自身必须有一种职业的神圣感，否则什么家国天下、什么高头讲章，都会流于空谈。
试问哲学工作者对于自身职业的神圣感来源于何方？就来源于哲学这门学问自身独特的逻辑。任何一个人，只要认真地遵循它的逻辑，就能体验到思想的乐趣、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如果我们认为为了某种外在的需要，包括国家的、社会的等方面的需要，可以不尊重这一逻辑，把它当成满足后者的工具，自然就不可能体验哲学的精神价值，于是哲学也就死亡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追求现代化等强烈的功利需求支配下，中国人往往倾向于将学术当成满足现实需要的工具，毁坏学术的规则、践踏学术的尊严，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决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巨大的灾难。因为这只能使学术严重衰退，不仅不可能取得伟大成就，也不可能走出国门、造福人类。
在所有的老师中，第一个把我领进哲学之门、对我在哲学方面的思想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的硕士导师李继宗先生。我的硕士专业本是自然辩证法（后改为科技哲学），但我偏偏对西方哲学更感兴趣，而对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兴趣不大。对于我这种偏离正轨的兴趣，李老师不仅从未打压或劝阻，反而积极支持和引导。正是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西方哲学经典；通过两三年的阅读，我对于西方哲学有了亲切的感受和理解，从此迈入哲学之门。没有李老师深邃犀利的思想，谦和包容的心胸，耐心细致的引导，就没有我后来在西方哲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当我读博士时，我的主要负责导师刘放桐老师和后来指导我的黄颂杰老师，都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为我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而无比喜悦。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来报答他们海一样深的情与爱。
记得我曾在怀念俞吾金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一所好的大学，她的学术氛围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而且体现在这所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在走廊里，在电梯上，在食堂中，在每一个人与人相遇的瞬间，人与人之间都传递着思想，碰撞着火花，展现着这所大学的精神与活力。……因为我是从研究生时期才进入复旦，在此后从硕士到博士的六年间，我几乎从未听过一堂真正的专业课……但是复旦哲学系让我进入了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而俞老师之所以成为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不是通过课堂，正是通过一次次几乎是偶然的接触。（《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19日第7版）
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写已故的俞吾金老师，但是也描述了我印象中复旦哲学系学术氛围的典型特征。我想正是在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碰撞中，我们能体会人们对于思想自由、精神思辨乃至学术尊严的追求。
现在想来，我觉得一所大学、一个院系内部的风气可能就取决于几个人，是这几个人极大地决定了这个单位能不能培养出人才、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在当时的复旦哲学系，中青年教师队伍对于年轻学子们影响尤大（现在情况应该不同了）。在我的印象中，谢遐龄、俞吾金、吴晓明等当时的青年教师思想活跃，对学生们的影响较大。谢遐龄是康德专家，但是对于儒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同样有极深的理解。他时常“拿腔作调”地跟我们渲染的对于康德、对于《论语》和《周易》等的看法，以及尤其是对于中西方文化本质不同的理解，一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俞吾金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一方面为人随和、彬彬有礼，另一方面极富于哲学思辨，随时随地都能跟任何学生大谈自己的思想。吴晓明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他对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让我对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本质有了较深认识。这些都不是在正式的课堂上，而是在沙龙里、在会议上、在闲谈中等场合进行的。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些可爱的老师们对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很多事情，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在过了数十年之后，只是受偶然事件触发而回忆往昔时，才发现了它们的存在和价值。真是奇妙啊！学生时代的我，本是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跟老师在一起非常喜欢较劲、挑刺，有时搞得老师们很不舒服、很不高兴的。另外，这也许是因为我天生爱思辨，见人总爱争辩，自己没想明白的问题就可能问个不休。复旦哲学系的环境使得像我这样喜欢离经叛道的人如鱼得水，很快找到了精神家园。虽然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没有再完全循着纯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路走下去，而是有了新的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当初在复旦哲学系的熏陶，没有往昔恩师们的影响，我又怎么可能有后来学术上一系列新的追求和发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