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经典教育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在历经一个世纪反复强制摧残打压之后，今天的经典教育似乎迎来了它的春天。但问题依然不少，目前关于读经方法的争论便是证明，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王财贵先生所提倡的“老实大量纯读经法”。这一方法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推动大陆荒废已久的读经教育，但是，实践日久，其流弊也随之显现，到了不能不认真面对的时候了。
这种读经方法提倡全日制“纯读经”，3-13岁的孩子十年之中只是死记硬背各种传统经典，总共背诵上百万字，每天背书八小时以上，不学其他课程，不允许进行任何经义讲解，不允许读经典白文之外的书籍，包括古人注疏。这种方法看上去倒是简单易行，但是，稍微读过一点儒家经典者，立即会生出某种疑虑，隐约感到它与真正的儒家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毫无疑问，历史上教学生读经成就最大的，莫过于孔夫子，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七十子不仅在弘扬师学方面成效卓著，在事功方面也表现不凡。孔子是如何教学生读经的？在《论语》中，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是一位善于开启学生内在心性之门，善于鼓舞学生内在精神生命的大师。他总能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发现问题，给予恰当的鼓励或者提示。
正是在这种如沐春风的氛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后代十分不同的学堂：孔子课堂上，不仅有像宰我那样公然与老师唱反调而反对三年丧的；有像子贡那样给老师出难题，要求老师用一个字就概括出自己全部学问的精神的；还有像子路那样，当面就说“老师您也太迂了吧！”的。孔子本人也时常给弟子和他人道歉，所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此情此景，你或许以为它是当代的欧美学校的场景吧？
孔门教育不同于现行知识教育，它是一种人格养成教育，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修身教育。修身的主要方法是切己体察、三省吾身和知行合一。这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是一门用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的学问，专门把自己当对手的学问，一门目前大陆学校所没有又最急需的学问，牟宗三又称之为生命的学问。孔门教学的核心，在于人内在生命的成长，始终将人作为目的，把人培养成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高尚的君子。在二千五多年前的教育家，已经有了此种伟大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正是孔门教育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那么，应当如何培养人的内在生命呢？儒家教育主要是从性情教育入手，从情感的启发引导开始，“孝悌为仁之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孝悌亲情开始，启发孩童的恻隐之心，推己达人，仁民爱物，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成为有道君子。这样的君子，既有丰富的生命情感，又有坚定的道德理性，是情与理的完美统一。
所以，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主要是体悟、领会与涵养，特别是交流讨论，《学记》早就告诫：“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所以，在丰富的先秦儒家教育文献中，我们看到的多半是如何开启学生心性和智慧的方法，却极少强调死记硬背的资料。就其本性而言，儒家比任何其他教育都反对死记硬背，因为这堵塞了心性成长之路，与儒学的本质相违背。
那么，人们为什么常常把儒家经典与死记硬背联系起来呢？这与汉代以后儒学的经学化，尤其是与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有相关。河流的源头总是清澈活泼的，蕴含着勃勃生机；但是，随着流域的展开，它会变得越来越浑浊，有些段落甚至腐朽变质，儒家教育同样如此。比如科举下的学堂，已经丧失了洙泗之上的灵动与活泼，它僵化了。它把圣人之言作为绝对真理，不许经生提问质疑，典型体现了传统的经学思维。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科举的教学模式是不符合孔子教育理念的。
其实，即使科举制度，除了记诵之外，也要求学生解经，以应对科举中的释经和策论。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私塾先生贾代儒要求宝玉讲书，所讲是《论语·子罕》的“后生可畏”章。宝玉奉命先讲“节旨”，又串讲字句道：“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宝玉的理解是到位的，代儒却嫌他的解说具有孩子气，于是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可见，历史上的私塾是十分重视解经的。
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支持者如是说：“做读经老师不需要有文化，不用讲解，也不许讲解，只要会按复读机按钮、督促小朋友背诵，就是最好的读经老师。”这里公然将复读机称之为最好的老师，在禁锢压抑学生的思想活力方面，甚至使得科举制度下的私塾都相形见绌了。
可是，人不是留声机，儿童也不是。如果说儿童的理解力较弱，他的情感感受能力和想象力却毫不逊色，甚至超出成年人一筹，他们是天生的诗人，天地万物都是他们的交流的伙伴。所以，儒家总是顺着他们的天性加以引导，使得童蒙教育充满情趣和丰富多彩。
这方面，王阳明的儿童教育堪称典范。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他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喜欢游嬉而害怕禁锢，如同刚萌芽的小草，顺遂它天然的生命就会快速成长，人为压抑它就会萎缩凋残，所以，他主张采取“诱”“导”“讽”的“栽培涵养之方”，来取代“督”“责”“罚”的教育方法了，并警告说，相反的做法只会使得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王阳明明确反对那种不分学生天资情况的“大量纯读经”，主张读经的量应留有余地，“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这才是孔门读经法的真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相对照，就可以丈量出“老实大量纯读经法”与真正的儒门教育的距离了，这距离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正好处于对立的两极！
所以，所谓老实大量纯读经，不是儒家的读经法，而是反儒家的读经法。它最终不能培养出圣贤人格，倒是培养了一些再也不愿意听到经典二字的国学逆反者，一些心态阴沉闭锁的问题少年，以及一些最终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的家长们，是不用大惊小怪的。逼迫一个孩子天真好奇的孩子，用十多年去背诵那些他既不懂又不许问的佶屈聱牙的古文，他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怪呢！这一读经法考虑了一切，唯独忽视了一点：人本身！使得它不仅违背了教育的规律，更违背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
若要问何以在当代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纳罕的儒家读经法？这也正是我的困惑所在。不过，它给我们的重要的启迪，是令我们反省我们离开真正的儒家究竟有多远，并对目前各种流行的所谓“儒家”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