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研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系统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历史，既是一门新史学，也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基础性研究。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史学，发掘新的历史事实，提出新的价值判断，推动历史观念更新，可为理性认识环境危机、积极应对环境挑战、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视角和经验借鉴。
环境史的现实关怀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每当人们面临重大挑战、遭遇现实困扰，都必定要回顾过去、拷问历史。历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基于现实关怀不断重新整理史实、解释过去，发掘历史的当代价值。历史学者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参与重大现实问题讨论，往往能催生新史学。环境史在最近40余年迅速兴起，正是由于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
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是许多新史学共有的特质，但在不同分支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环境史关注以往史家不甚重视的气候、土壤、水体、物种、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其忧患的并非家庭矛盾、族群歧视、阶级斗争、经济波动、金融危机、政治冲突、军事战争、社会失序、文化迷茫等，而是气候变暖、物种减少、水土流失和水体、土壤、空气污染等，因为这些问题对人类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种群延续、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环境史的研究主题并非历史上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而是人与自然之间不断演变的生态关系。当然，要想真正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就不能忽视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观察，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思想框架下进行更深的思考。这使得环境史所关涉的问题空前庞杂——众多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原已错综复杂，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纠葛与交织更是剪不断、理还乱。
环境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要求环境史研究借鉴多学科的思想方法、技术手段和工作方式，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它也被特别定义为“关于人类与自然既往关系的多学科研究”。环境史不仅要描绘以往史家不甚了解的过去的自然环境面貌，讲述以往史书极少讲述的大地、山川、海洋、生物等变迁的故事，而且要实证考察它们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从时间纵深之中探寻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彼此因应、相互反馈和协同演化的复杂机制，揭示各种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重新检讨人类历史活动的成败得失，从而为当今社会提供知识参考和思想借鉴。
环境史的价值判断
历史研究是一种思想认识过程，通常包括两种判断：一是事实判断，二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梳理、考证、说明和描述历史事物和现象，价值判断分析和评说历史事物和现象的作用、地位、影响和意义；前者建构知识，后者凝练思想。二者紧密关联、难以割裂：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依据，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旨归，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之上。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环境史研究以“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为旨趣，不但开辟了史学新领域，而且带来了史学新思维。它把众多自然因素和现象纳入历史叙事，并采用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定位人类、解说历史，这必然带来新的价值判断。在环境史视野中，人类首先是生物，与其他物种同为大自然之子，最终受生态规律支配；但人类又是非常特殊的物种，具有主观能动性、文化自决性和按照自身意愿改变自然环境的强烈冲动与高超能力，其生存、发展和进化不像其他物种那样完全由自然因素决定。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的“此方”与“彼方”，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生态关系，相互影响、彼此反馈、协同演化，并且常常互为因果，并非始终都是简单地由一方决定另外一方。环境史研究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注重考察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因应—协同”关系和过程。
环境史对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在行动上实证考察自然因素的历史作用，发掘其历史价值。在环境史学者编纂的新历史剧本中，自然环境及其诸要素不再只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和道具，而是广泛参与并且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演员。一部环境史，是一部人类不断扩大和深化与自然交往的历史正剧，愈来愈多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加入并上演“对手戏”，共同推动历史剧情发展。环境史学者努力再现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曾经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又反过来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评说相关事物和现象在当下剧情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后续剧情的影响和意义。
由于采用新思维和新理念，环境史不但大力发掘新的史实，而且对以往史家曾经探讨过的许多史实也要重新进行考察、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对相关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不再只是评估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作用和意义，而是着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评说其对于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稳定等的利弊。对同一历史事实重新作出的价值判断，可能与过去大相径庭甚至严重对立。重新发掘历史事实，进行新的价值判断，将促进历史观念的更新和变革。
环境史观与理性精神
从学术史上看，历史观的更新和变革常常发轫于反思和批判。反思和批判是新史学常具的特质，在环境史领域更有突出表现。但在当下，我们尤其应强调进行反思和批判时需要理性精神。
在西方，与此前普遍讴歌和高度赞美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成就明显不同，过去几十年环境史学者对工业社会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奉行利润至上的经济逻辑进行了尖锐批评，对资本主义制度无限放纵物质欲望、严重摧残地球环境进行了深刻揭露，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反思和批判明显受到环境保护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环境保护主义者痛陈“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病，强烈主张奉行“生态中心主义”，言辞激奋，振聋发聩。我国环境史研究起步稍晚，反思和批判不像西方那样直接尖锐，但所出现的一些思想倾向仍值得注意：一是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对农业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的眷恋与怀想，尽管那种“和谐”许多时候只是历史的幻象；二是过度溢美古代生态智慧和环保制度，虽然它们并未使我国自然环境幸免于破坏；三是“经济开发等于环境破坏”的简单论说相当多见，否定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从这些思想倾向很容易推导出“一部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环境破坏史”的极端结论。当然，迄今为止“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尚未决出高下，我国环境史理论方法远未成熟，环境史观还处在相当“混沌”的状态，环境史研究群体患上不同程度的“思想幼稚病”也难以避免。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历史理性之光烛照，全盘否定和一味埋怨的暗淡情绪只能阻滞事业发展。应该认识到：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弊病，并非要走向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回归“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态；批判历史上错误的环境行为，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资源开发、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匡正工业文明的严重失误，但决不可能脱离工业时代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学术史上的经验表明，情绪激昂的反思和批判有助于突破桎梏、激发思想和警醒世人，但历史价值判断终究需要回归理性。
树立理性、成熟的环境史观是环境史研究的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一个艰苦曲折的思想求索过程。当下，我们应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意气之争，抓住环境问题的历史本质，把“以人为本”的生命关怀、“与万物相亲”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把相关事物和现象放回“历史现场”予以“同情之理解”，作出客观的判断，而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情境抽象地褒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认清当今环境危机的积聚过程和历史本质，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亚环境史学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