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出自《管子·牧民》。这里的四维，指礼、义、廉、耻四种纲纪，是中国传统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在古人看来，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而厉行礼、义、廉、耻，则能约束规范人民以成谦谦君子，维护社会安定，使国治民安。
依《管子》的解释，礼是“因人之情”而制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其功能是使上下有别、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它用来区名分、划职守。只要君民上下依礼而行，则人君中正无私，人臣忠信不党，人父慈惠以教，人子孝悌以肃，人兄宽裕以诲，人弟比顺以敬，人夫敦懞以固，人妻劝勉以贞，整个社会就将和谐有序。所以，《管子》说：“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
作为古代社会的法则，礼重外在的制度约束，而义、廉、耻则是国家倡导的三种道德自律，侧重于内在自觉意识的培养，以期达于完美的人格。依《管子》的解释，义就是杜绝奸诈之心，不钻营妄求，即“义不自进”；廉就是不包庇坏人，不心藏私欲，即“廉不蔽恶”；耻就是有羞愧之心，不同流合污，不混迹淫恶，即“耻不从枉”。《管子》把礼义廉耻比作维系国家安危的四根绳子，认为一维绝则国倾，二维绝则国危，三维绝则国覆，四维绝则国灭。相反，守礼不逾节则上位安，行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身廉不蔽恶则行自全，明耻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样一个四维俱张的国家，一定兴盛而不会灭亡。
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实际上是中国过去宣扬的一种社会价值观。它从国家、个人两个层面为历代政权提供治国安民的理论依据。自西汉贾谊以“四维未备”警策文帝治国“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至北宋蔡襄上疏英宗“贪人日富”“独不知羞耻”。“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源自“四维不举”，清康熙帝亲作《四维解》，认为“言礼义而并言廉耻，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再至孙中山解释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分别代表礼义廉耻，四维论作为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凝聚、激励着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岁月。
纵观往昔，历史境况不同、社会形势各异，后人在推行礼义廉耻价值观时往往有所侧重。唐代柳宗元认为四维中礼义最重要，廉、耻从礼义中来，礼义之维绝则廉耻之维亦绝。明代顾炎武认为四维中廉耻最重要，一个人不廉，则无所不取；无耻，则为所欲为；不廉无耻之人，肯定会悖礼犯义。清康熙帝认为四维中廉最重要，因为身廉则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则有所不为，凡无礼、无义、无耻的事情都不去做。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引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认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由重礼而重廉，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廉洁价值观丢失问题日益突出；由强调“廉不蔽恶”到强调“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说明对廉的内涵理解发生变化；由强调四维作为君民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到强调“治国就是治吏”，说明在社会价值观的理解方面增加了新的向度。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思想在更新、国际环境在变化，视时立仪，乘时进退，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滋养，以与时俱进的责任担当培育并践行新时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刻不容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传统价值观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丰富了全民共享的道德世界，分别从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三个方面指明了21世纪中华民族共同驻守的价值追求、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这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保障。
（作者：耿振东，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