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巴要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文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帮助巴基斯坦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习近平主席以中华文化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理念，来弘义融利，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中巴合作共赢新征程，无疑是儒家“忠恕”之道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恰当运用。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则尽己而无欺，恕则推己以及人，曾子用“忠恕”二字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作了精辟概括。孔子在回答子贡何谓“仁”时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忠”。作为仁爱之人，必有仁爱之心，自己“欲立”“欲达”，必推想到他人也有立身、通达之愿望，进而在己立、己达之余，积极促成他人立身而通达。
“推己之谓恕”，在朱熹看来，‘恕’就是推己及人。孔子则将“恕”界定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孔子回答子贡之问不难发现，尽管如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且忠恕同为尽己推己之“仁术”，但孔子似乎有意突出“恕”字。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忠道”行之不易，必明“君子”之道，贵在“克己”“修己”而“身正”。端正自身，使其合乎道义，合乎人性，还要能善解人意，尊重和善待他人，在此基础上，“修己以安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携手共进，各得其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行之亦难，也需尊重他人的独立意志，切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否则难以“安人”。
《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作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是从“欲”的角度而言，作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从“不欲”的角度而言，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家的道德准则。果能行此“忠恕”之道，即是爱人，即为“仁者”。推行“忠恕”之道，要有“人能弘道”的自信，要有“泛爱众而亲仁”的情怀，要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信念，要有“求诸己”的主观努力，要靠“为仁由己”的自觉能动性，等等，如此则不失为“修己安人”的君子。
“忠恕”之道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顾及别人的思想感受，把他人与自己放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思考和对待，尊重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体现了孔子仁学的民主性精华和推己及人、修己安人的君子之道。《大学》所言“絜矩之道”，不失为“平天下之要道”；《中庸》强化忠恕之道，主张“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认为“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主张“善推其所为”，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毫无疑问，“忠恕”之道是带有普遍性和普适性的准则，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当代和未来，是中华民族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于建福，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