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洪利老师走得很安静，就跟他的治学领域一样安静。安静到没人知道，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作为北京大学研究古籍整理多年的教授，他离世了几天，要不是同学告知，从当今发达的新媒体中，我真找不到这个事儿。想去某大型搜索引擎找找董老师的相关信息，董字一打出，搜索框里默认的都是董姓的明星。
在商言商，这些商业网站无可厚非。它们只是如实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关注点，并放大了这些关注点，而不在乎这关注点是不是真值得关注。
那么，董老师和他从事的事业，值得关注吗？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古典文献的价值究竟何在？整理那些古旧书，有什么用呢？
古籍整理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范畴很大，包括版本鉴定、注释标点、利用保护等很多内容，大体可以分为载体的整理和内容的整理。作为受众，更偏重于内容的整理，对载体，也就是古籍的修复整理不甚了解。
这不难理解，我们读唐诗宋词，看明清小说，接触到的是古籍整理工作的终端产品，而之前漫长的整理链条里，充满着枯燥、乏味，毫无观赏性。
单说古籍修复，就是一项极为精细漫长的工作。古人说“纸寿千年”，现在宋刻本、元刻本已经接近这个期限了，好多都烂成渣了，而一件古籍的修复周期相当长，甚至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
修复，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完成后要得把内容整理得文通字顺，更是会让人发狂。古人写东西，不加标点不分段。这还好说，关键是距今几百上千年的古书中的文字，很难辨认，后人的注释经常混杂在正文中，校勘过程中怎么做到“以贾还贾，以郑还郑”，都需要极大的细心和深厚的学养。
整理古文献是为了让它的内容发挥作用，对此，董老师说过，光打造工具不行，还得用它挖掘出宝来，是为古籍阐释。
这活儿干起来不轻松，但它和整个古籍整理工作一起，发挥着文化守夜人的作用。因为，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家底保存下来，传播开来，是每一代中国人分内之事。不能让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断了，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曲解了。而对其修复和整理，则是基础的基础，前提的前提。
此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古籍实物的遗存是有震撼力量的。它作为标准、原貌的东西，一方面是整理古书的底本，一方面作为文物性的文化遗产来讲，比其实际内容更珍贵。这就好比圆明园遗址，屡屡有人提出重建。但是再怎么建，也是假的，立不住。
正如董洪利老师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过的：“我就感觉这些古籍中有一种气，让我觉得自己的根很扎实。我们国家文化上的根深深地扎在这些存世古籍里。没有它们，我们就没有文化的基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