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公元前140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年间，汉中人张骞以郎的身份应募接受联络大月氏的使命，率众自长安出发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拘禁10余年方得逃脱。张骞继续履行使命，西越葱岭，行至大宛，抵达大月氏。后来在归途中他又被匈奴俘获，一年后乘匈奴内乱，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最终只有两人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细心调查了附近国家的国情，向汉武帝做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张骞又曾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为了解地理情势及水草资源，为远征军的胜利提供了交通条件的保障，功封博望侯。张骞又奉命出使乌孙。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西域地区50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376人。康居、大月氏、安息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与汉往来，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在大夏见到据说“得蜀贾人市”的“蜀布邛竹杖”，获知巴蜀有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汉武帝“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探求更便捷的联系西域的道路。
《史记·大宛列传》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句后写道：“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司马迁以“凿空”一语，高度赞扬张骞的历史功绩。关于“凿空”的语义，唐代学者裴骃引用了苏林的解释：“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另一位唐代研究《史记》的专家司马贞说：“谓西域险阸，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都强调“开通”或者“通之”的意思。《大宛列传》说汉武帝指令张骞从蜀犍为（犍为郡治在今四川宜宾）派出使团“四道并出”寻求通身毒的道路。这一努力是后来西南丝绸之路开通的历史先声。开通西南方向的国际道路与经营西南夷有直接的关系，《史记》称之为“事西南夷”“通西南夷”。《汉书》以及孙盛《蜀谱》又有“开西南夷”的说法。有学者说，“开西南夷”之“‘开’字”可以理解为“开道、开通、开化”，“有文化交流的意思”，汉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开……道”和“通……”的说法，“和司马迁称张骞的‘凿空’之举都是同义”（龚伟：《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年际考述》，《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11期）。《说文·门部》：“开，张也。”“闢，开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开袥之偁。古多假借辟字。”由此可知，“凿空”大致有开通、开辟、开拓的含义。新疆拜城发现的汉代石刻《龟兹左将军刘平国诵》记述开道治关工程，有“作孔”字样，一些学者认为“作孔”就是“凿空”。盛昱说：“‘斵孔’即‘凿空’，见《汉书》颜注。”王仁俊也写道：“‘作孔’犹《张骞传》之‘凿空’。”程颂万题诗：“敦煌而外数沙南，更有龟兹凿空谭”，也以为石刻所见“作孔”就是“凿空”。（陶喻之：《东汉刘平国刻石研究资料汇编》）“凿空”的文字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与汉代人“多假借”的习惯有关。明代学者杨慎《丹铅总录》卷一四《订讹类》“空有四音”认为，“《张骞传》‘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大宛传》曰‘张骞凿空’”，“空”的读音都应当是“孔”。
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的通道，其实有久远的历史。《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到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迹。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有关于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说到周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的故事。考古工作的收获已经证明，在张骞之前，中原经过西北地方与外域的文化通路早已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交流、融汇的历史作用。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中曾经出土中国丝织品，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了来自中国的有凤凰图案的刺绣。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考古学家严文明曾经指出：“早先是西方的青铜文化带着小麦、绵羊和冶金技术，不久又赶着马匹进入新疆，而且继续东进传入甘肃等地；东方甘肃等地的粟和彩陶技术也传入新疆，甚至远播中亚。这种交互传播的情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尽管前张骞时代的丝绸之路史不宜忽视，然而张骞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对于发展中西交通的功绩，确有开创性意义。
基于张骞的努力，汉帝国与西域建立了正式联系。俄罗斯学者比楚林曾指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张骞“凿空”对于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首功，是不能磨灭的。唐代名臣魏征说，“张骞凿空”之“开远夷，通绝域”体现出“开”“通”的成功，动机在于“宏放”的文化追求。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锦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等，都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胸襟。理解张骞之“凿空”，应当注意其历史功业体现的英雄主义和进取精神。鲁迅曾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他热情肯定的当时民族精神之“豁达闳大之风”，可以通过张骞“凿空”的事业有所体会。
（作者：王子今 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