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是先秦时期代表法家学说的一部重要典籍。中国古籍历经秦火及竹简向纸版转换过程，披沙拣金，《商君书》依然能够流传至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值得重视。该书今存二十六篇，其中两篇只存目，内容已亡佚，实存二十四篇。《商君书》之得名，与商鞅有关。商鞅本名公孙鞅，卫国人，故又称卫鞅，战国初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商鞅或商君，乃是公孙鞅因其封地“商”而得名。《商君书》至少在战国末期便已成书，《韩非子·五蠹》曾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表明，韩非子身处的战国末期，《商君书》与《管子》便已成书，并广泛流行开来。具体成书时间，则不得而知。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曾赞曰：“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他提及的《开塞》《耕战》，即今本《开塞》《农战》，首次断定《商君书》作者应为商鞅比本人。《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著录“《商君》二十九篇。”至汉魏之际，才出现《商君书》的提法。《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先主遗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其后目录学著作沿袭了《商君书》的称谓，有时亦称《商子》。《随书·经籍志》称：“《商君书》五卷，秦相卫鞅撰。”唐代《群书治要》引《商君书》有《六法篇》，为今本所无，可证唐代《商君书》篇目尚比较完整。时至宋代，《商君书》已亡佚了部分篇章。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谓：“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称：“今亡其一。”他可能看到了二十八篇。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史记·商君列传》《淮南子·泰族训》及《随书·经籍志》均断定为商鞅。宋代黄震始疑其或为后人伪托，《四库全书提要》更据《商君书》称孝公之谥及“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质疑商鞅为《商君书》作者的观点。其后，更多学者从《商君书》记载商鞅之后的史实角度进行深入考证，如胡适认为《商君书·徕民篇》称魏襄王谥法及长平之役，断定该书非出商鞅之手。齐思和、钱穆、郭沫若、高亨等著名学者均对商鞅著述《商君书》的观点提出质疑。笔者以为，在此问题上，陈启天的观点是中肯的。他说：“凡认定《商君书》是假书的人，多以一二篇的疑点做证据，而忽视了其他尚未发见疑点的各篇，致有以偏概全的流弊，未能使人满意。反之，凡认定《商君书》非假书的人，又多未能加以详细的分析，举出有力的证据，足使怀疑的人心服。其实，《商君书》只有大部分可视为真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假的；不能笼统的说是全真，也不能含浑的说是全假。”（《商鞅评传》，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96页）《商君书》并非全部出自商鞅之手，但绝大部分篇章都体现了其治国思想。郑良树用“商鞅学派”来认识《商君书》的思想是很有道理的，如此既可详细考证各篇章与商鞅之间有无关联，又可在统一的学派立场上去研究《商君书》体现的法家思想特质。
《商君书》篇幅不算大，内容亦无甚深奥之处。但因时代久远、脱误较多的缘故，个别字句依然难读。不过，这些阅读困难借助各种阅读工具书及注本就能相对地克服，代表性的注本如陈启天的《商君书校释》、王心湛的《商君书集解》、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定本》、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及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等。真正的阅读困难在于，如何在整体理解《商君书》思想主旨的基础上去理解书中提到的具体观点。例如，《商君书·去强》提到“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乱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说民》也提及：“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蒙文通认为《说民》《弱民》两篇应为《去强》一篇之注，故文多重出）坊间某文化学者将此解读为“流氓政治”，认定《商君书》主张以奸民去治理善民。如果单纯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样的说法也勉强过得去，再加上法家自古以来就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众恶所归”的效应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真正懂得法家学说的真髓，都应该反问一下：法家真的如此明目张胆宣扬邪恶吗？《商君书》真的提倡以“奸民”来治“善民”吗？《商君书·靳令》说：“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这是明确反对“奸民”。《商君书·画策》也说：“人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这同样在表达对“奸民”的厌恶。既然如此，《商君书》怎么可能主张以“奸民”治“善民”？稍具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休谟曾有著名的“无赖假定”，欲使制度或规则有效，必在理论前提层面预设所有人都是无赖。这在理论上真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可能是谬误，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是无赖。《商君书》的“国以善民治奸民”，即是说执政者以百姓皆为善民为理论前提，去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奸民，必然使政治无效，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则将最坏情况考虑在内，预设治下之民皆为“奸民”，严格以规则去加以防范与约束，如此现实生活中就连奸民亦不得为奸，善民更不可能作奸犯科了。这是一个确保制度或规则普遍性与有效性的政治原理，如何能够解读出“流氓政治”的意味？
因此，欲准确理解《商君书》的思想内涵，在方法论上最好能自觉做到两个区分：其一，区分先入为主的情绪化解读与同情理解的公正解读。毋庸讳言，法家具有诸多让人难以接受甚至令人厌恶的观点，比如“利出一孔”的思想，出于富国强兵的国家需求，强制限制了人们追求利益的途径和方式，这与现代的自由观念明显冲突；再如，以“斩首”数量作为标准去考核士兵功过，也确实过于血腥与野蛮，所以法家自古以来招致太多批判，批判法家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然而，如果先入为主地将《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视为传播邪恶的经典文献，甚至将读者对现实的某种不满情绪投射到法家批判那里，势必有损法家思想的公正理解，也难以准确把握法家其实亦有崇高的价值诉求。《商君书·修权》本着公私分明的立场，强调君主应该“为天下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商君书·靳令》更提出圣君“述仁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唯有超越古代儒家的“暴政”批判与现代学者的“专制”批判，站在公允的学术立场，才能给予《商君书》恰当的理解与评价。其二，区分基本政治原理与具体措施。《商君书》最重要的政治原理，就是顺应时代演变特征，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而不必拘泥于传统。具体而言，就是确立“法治”的正当性，取代传统的“礼治”，以强制性的规则体系或制度体系去治国。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原理，也是章太炎为商鞅正名的基本着眼点。《商君书·去强》与《商君书·弱民》还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治国道理：“主贵多变，国贵少变。”主贵多变，就是指治国过程中，执政者应该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治国方略；国贵少变，则是指为百姓排忧解难谋求福利的正当制度与基本原则，不能轻易说变就变，应该具有稳定性。当然，《商君书》成书列国纷争的大争之世，其思想因应于战国时代富国强兵的现实需求，故带有浓厚的战时主义色彩，诸多具体措施亦难免烙上了战时主义的时代印记，有时往往走向极端。如否定儒家的观念，将其视为“六虱”（《靳令》），又如将民力视为富国强兵的工具，主张抟民力（《农战》），再如过分强调惩罚性的“以刑去刑”措施而走向严酷（《去强》《靳令》《画策》），从而对“为天下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强调不够。今人在阅读《商君书》时，既要关注其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具体措施，也要留意其基本政治原理及理想诉求，不能以偏概全，以其具体措施完全定性其思想特质。
《商君书》的主旨，在当时特定历史语境之下，在于创建一套制度体系，以赏罚为手段，以功用为目的，排斥各种不切实际的学说，奖励耕战，从而有效聚集民力，最终实现富国强兵。极端甚至残酷的政策措施里面，实则蕴涵着深刻的基本政治原理与价值诉求。今人研读《商君书》，既要给予其同情的理解，又要在批判的视角下深掘其基本政治原理的理论价值。同时，我们对于《商君书》过分强调国家本位、忽视民众权益的思想，亦应保持足够的理论警惕。
《商君书》的思想研究，尚有待深入，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麦孟华的《商君评传》（梁启超主编《中国六大政治家》第二编，广智书局1910年版）、陈启天的《商鞅评传》（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杨宽的《商鞅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杨鹤皋的《商鞅的法律思想》（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郑良树的《商鞅及其学派》（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商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是研究商鞅及《商君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