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姑娘与一位中国小伙谈恋爱，姑娘的父母不同意并发狠话：“不回来就没你这个女儿。”而小伙的亲人也表示反对。小伙的奶奶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姑娘征求她的意见：“奶奶，您的孙媳妇是日本人可以吗？”奶奶说：“没关系，没关系。”在奶奶的祝福下，这对跨国恋人终成眷属（见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善良大度、宽厚包容，我相信这是读者对这位中国老人的感受。这样的民族性格是中国文化孕育和涵养的。
作家叶广芩写过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位中国女学者寻访日本侵华战争孤儿的故事。小说里，中国名字叫王立山、日本名字叫柴田幸雄的日裔战争孤儿在中国养父母去世后，偕妻子回到日本并找到了生父，但夫妻俩始终难以被周围的日本人接纳，更不要说融入日本社会了。中国女学者问日本同行这是为什么，日本学者给她展示了一幅照片，王立山夫妇过年时在家门上贴了一副对联：“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横批：“夫妻携手”。过年贴对联是典型的中华文化传统，而对联的内容更鲜明地说明王立山不是柴田幸雄，他的灵魂是中国的。小说无一句写到这对夫妇的生活境遇（事实上女学者最终也没能找到他们），但读者却能真切感受到种种若有若无、无所不在的歧视与偏见。日本人对王立山夫妇的排斥和歧视，与中国养父母不计前嫌收养日本战争遗孤，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华文化厚德载物、宽厚包容是举世公认的，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发展壮大，根本的一点就要使秉持这一文化的人群能够不断扩大，保守、封闭、排斥反而使异质文化越发强调自身的独立性。犹太人是世界上坚守文化传统最顽强的民族，但自唐宋以来，在中国定居的犹太人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犹太移民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善于吸纳和融合。
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宽厚包容的特点，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很早就树立起“仁”的哲学思想。用孔子的话说，“仁”就是“爱人”。“爱人”的首要前提是意识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孔子和儒家学说里，“仁”是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一个人如果能被称为“仁者”或“仁人”，那就意味着他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了极高境界。
践行“仁”既容易也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只要心存仁念，就能践行。说很难，难在始终如一。毕竟人有远近亲疏，有好恶喜憎，差别对待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始终如一的平等相待是少见的理想状态。在英语里，“歧视”一词的直译就是“差别对待”；而在中国传统里，人们鄙视的是“不仁”，只要你服膺“仁”、践行“仁”就不会被歧视。平等相待、礼敬他人，这是不同文化走向融合的基础。百川汇海，有容乃大，中华文化泱泱大国的气象的确是“仁”的哲学所奠定的。中华文化因此具备了强大而持久的力量。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不同文化之间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文化冲突的可能也大大地增加了。在某些西方大国日趋保守封闭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仁”的精神，用开放和包容去创造人类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