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起吃人”“捉麻麻鱼”……这些地道的重庆方言、俚语，还有多少为人所知？最近，重庆市育才中学的4名高中生写下万字论文，探讨重庆方言在青少年中的认知及使用情况，并呼吁关注重庆方言的传承。这份论文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还获得了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登峰杯”全国中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一等奖。8月，4名高中生将携此论文角逐决赛。
这篇万字论文的主题，契合了当今社会对于方言的乡愁。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流动日益频繁，方言及其对应的方言文化的式微，几乎是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然代价与表征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卫方言”的声音、行动近年来屡屡进入公共舆论空间。
比如2015年，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发起了一项名为“響應”（响应）的方言调查计划，将用5至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再比如，北京、上海等地教育部门正积极推动方言进课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不同的方言对应的是多元化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最典型的是一些地方曲艺，如花鼓戏、相声等，往往是依托于方言的背景，方能展现其特色与魅力。那么一旦方言衰败，其对应的文化表现形式也将随之凋零。所以，仅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层面，我们也需要保护方言。
不过，在主张“共同语言”的现代社会，是否有必要保护方言，仍然存在不同意见的交锋。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如语言学家周有光曾指出的，“大都会必然是用全国的各种语言甚至是世界的各种语言”。言下之意，保护方言其实是很难的。但保护难度大，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任由方言的消逝，如何保护才是关键。
在全球化时代，希望依靠行政力量来保卫方言，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可以借助行政权力对于方言的尊重和敬畏，让方言消失得慢一点，或是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与传承方式。比如，在城镇化进程中，适当保留一些“乡音化”的地名；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对那些与方言有关的地方特色文化项目给予必要的扶持。而在社会层面，消除对方言的歧视很有必要。
令人欣慰的是，当前“保护方言”的声音与行动，包括这次4名高中生的论文，多发轫于民间层面。这象征着民众对方言的怜惜，带有某种文化自觉的意味，也让人对方言的前景有相对更乐观的期待。这也给我们启示，保护方言无须刻意的强力安排，而要多依循社会的自发动力，给予方言保护必要的空间。作为社会环境的产物，语言并非一成不变，它有着自己的变化规律，方言也不例外。认识到这一点，在今天谈保护方言，不妨说是谈如何让社会语言的流变显得更自然。
到底如何对待方言，其实并无多少深奥的道理可辩。它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的还是一个社会对文化多元性乃至亚文化的包容度。特别是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社会，方言或是维系乡土与城市联系的精神与文化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