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是二十世纪世界学林中的一门显学。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的影响，但敦煌学的研究仍成果辉煌。同时，它还为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等其它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敦煌文献早在1900年就被发现，但其真正为学界所知，是从1909年伯希和将其得敦煌四部古籍精品带到北京并展示给中国学者之时开始的。以后，由于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师培、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等人的宣说和研究成果的刊布，敦煌文献的价值大显于世，而京师大学堂的硕学鸿儒们从伯希和处抄录的敦煌文献及所做的跋语、札记，则构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如果说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当不为过。而其中贡献最大的人，当数罗振玉。1910年秋，经罗振玉等人的多方努力，藏经洞劫后剩余的近万号写本调运到北京，归京师图书馆收藏，此即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来历。这批写本后被学部官僚李盛铎、刘廷琛等人盗取，精华进一步被掠，但国家图书馆仍不失为世界上敦煌文献四大收藏地之一。
中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资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点在于传统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等等，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前后相继，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种新思潮、新学问、新方法都充分展现出来。在此期间，北大的刘半农、蔡元培、董康、胡适等学者都为敦煌研究做出了贡献。其中，刘半农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抄出了104种敦煌文献，归国后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这一抄本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此外，胡适在英法查阅敦煌写卷后编成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也成为中国禅宗史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除北大学者外，清华的王国维和陈寅恪也是二、三十年代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人物。特别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为了后人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出土文献的重要法宝。王国维的研究涉猎广泛，方法新鲜，超越了清朝学者的研究高度，不仅被国人奉为经典，同时也受到伯希和等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
在二、三十年代的敦煌研究中，分别成立于1921年底和1922年初的敦煌经籍辑存会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最值得关注，他们为敦煌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贡献。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向达《唐代俗讲考》等，都是此阶段成果的重要标志。而陈垣编《敦煌劫余录》（1931），著录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成为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率队到敦煌考察，中国学者陈万里随行。他成为中国第一位科学考察敦煌千佛洞的学者。撰写了《西行日记》、《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等，对敦煌莫高窟题记和碑铭作了研究。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学者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等参加了该考察团。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这不仅是敦煌写本的收藏单位，同时也是重要的研究机构。1934年，北平图书馆派向达、王重民两位学者前往英法调查研究敦煌文献。他们不仅分别编著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敦煌写本书目》和《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等书，同时还拍摄了数万张写本照片，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为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另一方面，向、王两位先生也由此成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合中外学人综合来看，王重民先生无疑成就最大。他编纂或参与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直到今天仍为学界所利用。
四十年代，中国敦煌研究也有长足发展。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均收获颇丰。向达两次代表北大出行，其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他不仅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了新路，而且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正路。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常书鸿任所长，开始临摹壁画，调查洞窟。史岩受研究所之托，调查抄录供养人题记，编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举办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同时印行《展览概要》，由向达、王重民编写。该书对海内外敦煌学学术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回顾，实为此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份极佳总结。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的敦煌研究，从单纯的依据书本研究，发展到实地考查；从依赖于海外邮寄的照片，到亲身前往英法等国抄录摄影研究；从注意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到关心民间文学、社会情势等诸多方面，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高涨时期。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敦煌文献研究同样取得了重大进步。国内出版了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王重民、向达等《敦煌变文集》，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一系列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成果。
五十年代末，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S．1－6981号缩微胶卷的公布，预示了对包括历史资料在内的敦煌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美好前景。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和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刘铭恕编《斯坦因劫经录》，就是伦敦藏卷公布后的整理结果。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敦煌研究全面停止。而日本、欧洲和港台地区却在这十多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敦煌研究重获新生。与此同时，包含世俗文献最为丰富的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全部公开。在全国主要学术研究中心，人们可以看到英图、法图、北图三大敦煌写本收集品的缩微胶卷。1981年后陆续出版的《敦煌宝藏》140册，将胶卷变成书本，更加方便了研究者。资料的大量公布，是促使这十余年来敦煌研究进步的直接原因。
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进行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于是，一批分类辑校敦煌文献的专集纷纷出现。其中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是迄今敦煌研究中收录历史资料最全的一部录文集。此外，在研究方面，几乎每个课题都有学者在从事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散见于国内各种专业刊物和论文集、纪念文集中。而从八十年代以来多次举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也为敦煌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可喜的是，近年来出版界对敦煌文献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热情。一系列大型图录先后出版，此举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阅读资料的局限。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敦煌文献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俄藏敦煌文献开始全面公布，这些首次刊布的新材料必将推动敦煌学许多领域的具体研究，并为21世纪敦煌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
然而，从整个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在中国敦煌学的热闹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目前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忽视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也缺乏超出个案研究的宏篇巨制。此外，目前的研究中有一种就敦煌而说敦煌的倾向，这很容易令敦煌学的路子越走越窄。在我看来，我们切不可孤立敦煌学，而应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才能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知识。
在新时代里，敦煌学还能否成为世界学术的新潮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毋庸置疑，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校录、考释和敦煌学的个案研究，仍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而且会做得越来越精细。但从敦煌学的资料来看，还有不少可贵之处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还有不少课题可以开拓。首先，中古时代的宗教史，包括佛教、道教以及从西亚、中亚传入的祆教、摩尼教等等，需要更全面地深入研究。第二，敦煌莫高窟为我们提供了最集中最丰富的唐朝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如此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在敦煌之外很难集中找到。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全面研究唐代各阶层的社会和文化。第三，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十分有利于我们对吐蕃王朝和汉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随着古藏文文书翻译发表，这方面的历史研究也将得到推动。第四，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书档案，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有助于我们利用其本民族的史料研究其本民族史。但由于这些文书解读上的困难，真正的历史研究恐怕要等到21世纪才能充分开展起来。
在敦煌文献方面，我们一方面应着手进行对敦煌文献的总体研究，用中古佛寺文献构成的方式来复原敦煌文献的原貌。其次，在敦煌文献全面公布的以后，我们应在过去分类整理敦煌文献的工作基础上，再提高一个层次。把敦煌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四部书写本，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来编排，校录出“定本”，并使之电子化，把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再次，我们应注重将同时代的出土文献与敦煌文献左右互补，为敦煌文献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最后，要有系统地吸取外国学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熔铸到新的整理和研究中去。
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即将全部出版之际，我们要使敦煌文献研究保持其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地位，还需要我们思考新问题，利用新方法，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乐观地相信，只要不断取用新材料，使用新方法，思考新问题，放宽眼界，沟通学科，加强国际协作，古老而残缺的敦煌文献就仍可焕发出新的活力，敦煌学的研究也仍能在新世纪保持青春活力，开拓出学术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