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高等学校和文学研究机构里，对古典文学进行分段研究和教学，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方式。有的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有的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五段，等等。分段研究和教学的最大好处，是推动断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一本本大部头的断代文学史愈出愈多，一册册关于某一作家作品的专题论著也越写越厚，近百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没有比目前更繁荣的局面了，这无疑是令我们欢欣鼓舞的。
但分段过细也给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一些重大弊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当前的大多数古典文学研究者或者缺少某些连贯的古典文学知识，或者缺乏贯通古今的学术眼光。这里可借用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两句诗来概括，那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面向21世纪的社会文化大转型之际，这一现象如不及时引起注意，必将影响古典文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
我们这里所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首先是指由于过细的分段，使许多研究者把自己的教学和研究长时期地集中到某一小的文学史断代上，因而对前后代的文学史现象和研究现状不闻不问，甚至连一些基本的了解也没有。例如研究明清的学者有的不了解宋元，更不了解隋唐五代和汉魏六朝，当然不用说先秦了；研究其它朝代文学的人也是如此。当然，面对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不能要求学者们对每一时代的文学都要精通，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其它时代的基本研究动态，我们总应该知道一些，起码要知道与自己的研究内容相关的一些前后代文学研究状况，要有一些探本溯源的工夫。可是，由于人为的朝代分割，有些学者对于前后代的研究状况却缺乏必要的了解，许多本来在前代文学中早已出现的现象，早已有人研究过的问题，他还认为是在自己所研究的断代文学中发现的新现象，解决的新问题。还有些学者由于过于钟爱自己的研究对象，总认为自己研究的这一时期的某一文学现象最为重要，在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于是就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它与前后代文学与文化的传承关系。举例来讲，在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关于市民文化与市民意识的问题，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可是，中国市民文化与市民意识究竟源自何时？研究明代文学的学者们常说，自晚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后才有了中国人的市民意识。可是研究宋代说唱文学的学者则认为宋代已经是市民文化与市民意识抬头的时期。再往上追溯，研究汉代文学的学者们则从《史记》《汉书》中勾勒出许多属于中国市民经济和文化相关的东西。当然，明代的市民文化与汉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二者不可等量齐观。但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市民文化与市民意识，如果不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了城市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萌芽的汉代说起，不充分注意宋元时期的市民文化状况，仅从明代社会说起，无论如何也是不全面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研究汉代文学的人过于强调汉代的市民文化与市民意识的重要性，而看不到它与宋明时代的重大区别，同样是一种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关于魏晋以来的“文学自觉”，这一说法自从鲁迅提出之后，就被许多人接受。新时期以来，李泽厚张扬其说，这一说法更有影响。可是，接受这一说法的大多是研究魏晋以后文学的学者，而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学者却大都不这样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谓魏晋以后中国文学才走向“自觉”这一说法，是以否定先秦两汉早已存在的大量的自觉的文学创作实践为代价换来的，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试问，如果魏晋以后的中国文学才算走向“自觉”，那么，在这之前的中国文学，包括《诗经》、楚辞和汉代的辞赋、乐府诗和文人诗，它们所达到的那么高的艺术成就，难道都是在一种“不自觉”、都是在不知文学为何物的状态中创作出来的吗？显然不是。对此，龚克昌早在1988年发表的关于汉赋的论文就做出了很好的回答。我认为这篇文章讲的非常有道理。但可惜的是，由于分段过细，研究魏晋以后文学的人，对于这篇在龚克昌看来“不仅关涉到对整个汉赋的评价，而且牵涉到对中国文学史的重新编写问题”的重要文章却并没有引起重视，在一些新编的文学史中甚至根本就没有采纳或提及。不过，这一问题反过来也要引起研究先秦两汉的学者们的思考，因为就本人所看到的一些有关此类的论述文章，研究先秦两汉的学者与研究魏晋以后文学的学者，在对什么是“文学的自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同，研究魏晋以后文学的学者固然对于先秦两汉那些带有“自觉性”的创作实践认识不足，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学者们对于魏晋六朝以后更为“自觉”的创作现象也应该多一些了解，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互相沟通而不是互相排斥。诸如此类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现象，不但大大影响了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影响了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探讨，而且也大大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质量。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谈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主要指研究者在古代文学各朝代研究的范围内缺乏学术贯通，那么，由于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社会的割裂所造成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则主要指当前的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画地为牢，沉缅于古代，既看不见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存在的历史局限，也看不清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本来，中国文学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结合现实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历史，应该是我们的重要目的。可是，由于在当前的教学和科研中，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成了两个学科，各自占领一块阵地而互不往来，结果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渐渐地养成了一种脱离现实、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倾向。久而久之，一些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们就这样禁锢了自己，把自己关进了一小块狭隘的领地而不能解脱，心目中只有古人而没有今人，结果离现实越来越远，不要说自己研究的学问越来越少有人问津，渐渐地连同他本人都要被这个社会遗忘了。
当然，我们不是极端的现实功利主义者，也不企望古典文学研究在现实中创造出多少物质财富，产生哪些直接的经济效益。国家和人民也并没有要求我们所做的研究必须产生物质实用价值和商品价值，这道理不言自明。但是，如果我们研究古典文学不是为了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为当代社会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营养，不是为了面向未来，那这种学问又有什么用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对当代人没有任何用处，只是研究者自己的孤芳自赏，那么它的价值何在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古典文学距离现实正在越来越远，当代人对于古典文学的熟悉程度比之几十年之前不知要陌生了多少。而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对现实社会的直接影响也越来越少了。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古典文学现在已经远离了现代文化中心，关于它的研究也正在远离当代学术研究的话语中心。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不能把自己的古代文学研究和现实相沟通，那么这种学问终究要失去它的存在价值，总有一天要成为僵死的东西。
我们感叹在当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存在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弊端，既是要探讨古典文学研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实现问题，也是在寻找它的成功之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纵观历史，无论是在汉学、宋学、清代朴学中，所有的大学者，无一不是站在该时代学术文化发展前沿的人，无一不是从现实出发来阐释古典学术，从而才开创了一个新学派或一代新学风的。一个在学术研究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学者，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司马迁写《史记》时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抱负，王夫之研究学问有“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烈士之心。古人如此，今人亦然。看一看本世纪以来那些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学术大师，哪一个不是既精通前代历史，又有现代眼光的人。他们所做的学问，哪一个不是既继承了前代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又以自己的时代智慧开启着无数后学。王国维之所以写《宋元戏曲史》、鲁迅之所以写《中国小说史略》，都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站在时代前沿，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学术动向之后才开创的新领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产物。闻一多的《神话与诗》、任二北的《唐声诗》、钱钟书的《管锥篇》等学术著作，或者是运用了当代西方的新理论、或者是采用了新时代下形成的价值评判体系，或者是立足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总之，这些在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成就卓著的学者，哪一个也不是单纯的古典看守者，而是新文化的领路人或新学问的开创者。
现代社会的学术研究要求一个成功的学者一定要有深厚的历史和文献功底，同时要有广博的贯通古今的学识。表面看来，这种对于研究者自身素质的高要求主要靠个人的努力才能达到。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学科的过细分类，是造成研究者自身素质下降，以致于在学术研究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在高校和研究机构里，文学和历史、哲学研究早就分开了，搞文学研究的人不通历史和哲学已是司空见惯。在文学研究内部，不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早就是两家，就是中国文学自身，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分开了，文学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分开了，甚至古代文学批评与古代文学作品研究也分开了，古代文学又分成若干断代，这种人为的条块分割的初衷，也许是因为学科的分化使然，是因为研究的问题太多而不得不有所侧重，是为了把某一方面的问题搞深搞透，是为了造就一大批真正的“专家”，客观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过细的学科分工，久而久之却成为一种学术发展的牢笼，把许多人禁锢于其中，一生也没有离开那方寸之地，正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在学问上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很可怕的事。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时期的禁锢，许多人已经把它视为正常。他们心甘情愿地呆在这一牢笼里，把这方寸之地视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不敢离开半步。这里也有一些比较开放的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画地为牢的弊病，羡慕那些博通古今、勇于开创进取的大家，认识到了自己在学术创造和贡献上与那些大家的巨大差距，可是却没有王国维、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大家的学术风范，没有冲破牢笼的学术勇气。
当代学术的发展特点一方面是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一方面是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贯通越来越强。如果说，20世纪的学术研究总的趋向是以学科的高度分化为主导，那么21世纪的的学术研究则将会越来越强调学科间的高度融合。我们目前正处于世纪之交的伟大时代，现代化的大潮正在把中国和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化上的古今贯通与中西融合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这种新的时代潮流下，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自己狭小的学科领地，不尽快地打通各种自造的牢笼，不要说难以在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建设新文化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恐怕将很快被时代抛弃。愿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被动局面，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