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魅力，在我们今日的“汉语学术─文化界”内，并不在于攻错，而在于帮人“养望”。文人或学者借批评养望而大获补益者，前有余秋雨，后有葛兆光。
余秋雨因为他的大散文出了大名。可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是给他挑“硬伤”的，再就是干脆说他的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对于这些批评，余先生先前一直很宽容，并不予以追究。他的这种君子风度，大概打动了很多人，以至于对他文章中的种种“硬伤”，人们都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作者的这些文字不是守着书架写的，所以“硬伤”难免，而这也恰恰是任他的思想自由飞翔的前提。
余先生的宽容，当然还不仅是对待批评。据说先生访台时，曾与一位朋友在台北沿街而行，却不料被不知哪位同胞从楼上兜头浇下一盆脏水，惹得陪他的那位台岛朋友大窘，生怕余先生就此小看了台岛的精神文明，执意要与肇事者理论清楚；而余先生则善解人意，及时用宽容之理开导，将那位台岛朋友的那点小心思化解于无形，也饶过了那位乱倒脏水的同胞。这则故事，余先生把它写成文字，登在大陆的报纸上，以显示其善解人意和器量之大。许多人都因此佩服余先生有雅量。
然而，不久之后，某报又登了余先生的一篇访谈。一记者问余先生对别人的批评如何看。余先生说，那些批评的水平不高，如果由他来作自我批评，那一定会高得多。笔者也曾给余先生挑过“硬伤”，读过余先生写的故事后心里本就有些犯嘀咕，疑心他讲这故事是别有所指，不免觉得暗中已着了他的道儿。但转过念来，又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余先生曲解了。直到读了这篇访谈，才知道余先生尽管已养得人望，对人家的批评还是耿耿不能自已。他无非是要说，如果他要回应这些批评，那一定会使那些批评他的人无地自容。现在他是宽大为怀，饶过批评他的人，就好像饶过那位乱倒脏水的同胞。
从那以后，又过了好些日子，一个年轻的后生跑出来，要余先生忏悔，说他对文革中的问题没有好好反省。我看了这个年轻人贴在网上的文章，觉得似曾见过，想来不过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喜欢搞的那一套，那时候叫“向毛主席请罪”。对这种无知无识的小霸王行为，我是很厌恶的，所以对余先生多少有点同情。但没有想到的是，余先生一扫往日的君子风度，竟然对这种根本不值得答理的东西动了怒，扬言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余先生可以不忏悔，这是个极普通的道理。他不就是个凡人嘛，只不过当时得到了个机会，除此之外跟别的人没什么两样。他如果也必须忏悔，那个北大毕业的小霸王就更应该忏悔了。看他身上那种与身俱来的初期红卫兵腔调，真不知他是从哪里转世来的宝贝！问题是对待这种人，余先生居然就认真起来，一定是认为自己这回沾着点儿理了。看来他只有在面对批评自觉理亏时，才会硬充雅量，好为自己养些人望。
无独有偶，继余秋雨先生之后，葛兆光先生似乎也在对别人的批评采取同样的态度。大约两年前，葛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题为《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先生在他的这本思想史的后记中说，此书完稿时，他感觉到的是“一种仿佛要将丹田之气都耗尽了似的疲惫”，并提及王国维、清华学堂及其“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想来，这本书不仅凝聚着葛先生的心血和智慧，也是他的文化生命之寄托。可惜的是，葛先生的这部大作出版后，真正认真的评论文章只有一篇，而且是对它进行全面而严厉的批评的。这篇文章题为《“思想的无端骄傲”──学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笔记》，作者陈克艰。此文先是在海外的一个中文刊物上发表，后为国内的几家杂志转载。文章一经刊出，立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却是私下的话题，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但是，就笔者看来，有陈克艰的文章在，要再评论葛先生的大作，无论说好说坏都已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议论，一不小心就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如爱戴葛先生的人认为，陈文太刻薄，而刻薄葛先生这样毕竟是用功读书的人，好像不太仗义。他们的意思是说，葛先生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此话不妨姑妄听之。另有一种议论认为，葛先生作为一个以学术立身立命的清华大学教授，他能否对陈克艰先生的严厉批评作出正面辩驳，甚至比他辩驳得有没有理更重要。此话有理。说穿了，葛先生是学者不是文人、作家，他是不能像余秋雨那样的。余先生写文章，不过出于一时方便，再怎么错也无伤大雅。但葛先生如果像了余秋雨，那就有失学者风范，不但对不起自己写在后记中的那些话，更对不起自己所标榜的“学术”！何况他在后记中还专门列举了诸多亲朋对此书的贡献。所以，就是为了朋友之谊和亲亲之义，他也决不能对陈文所说无动于衷的。
但是很可惜，葛先生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对陈文作过任何答辩。他走的是余秋雨的路子。至于他是否也像余秋雨那样自觉理亏，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葛先生毕竟是搞学术和思想的，心思要比余先生缜密得多，决不至于像余先生那样讲个什么故事，或在报上放风唬人，以至于弄巧成拙。在某次座谈上，也不知当时是个什么情况，葛先生既谦虚又不失居高临下地提出了“学术界”应该怎样对待那种“刻薄”而又“不无道理”的批评的问题。说来可笑，在提这样的问题时，葛先生的态度还是那么“学术”而有“思想”，把自己不敢面对的问题，都顺水推舟地派给了“学术界”。也许，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正可以让我们见识葛先生之“学术”和“思想”的世故和老辣。葛生生遥居京师，出入于清华园，想来亦自有所沾溉？
笔者所要提醒葛先生的是，陈先生文章尽管“刻薄”，但他的每一次“刻薄”都是很讲道理的；而他的道理讲得那么机智和深刻，也的确使他的“刻薄”生色。葛先生久久不能对陈先生的批评作出应有的回应，究竟是因为不喜欢“刻薄”，还是因为确实被陈先生捉到了短处？这个问题恐怕须由葛先生自己来回答。总而言之，葛先生尽可以请他的那个“学术界”出来助阵，义正辞严地谴责陈克艰的“刻薄”（也许这也是“学术规范”的份内事？），却没有理由不理会陈先生的批评。当然，他的那个“学术界”，也可以代替他来完成这个任务。笔者还要请教葛先生，他所谓的“不无道理”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是“也有点道理”，还是“也有道理”？如果是“也有点道理”，那葛先生的这部著作已近于“瑕不掩瑜”了，如果是“也有道理”，那至少也是“瑕瑜互见”的了。如此“微言大义”，真叫人佩服。不知葛先生是否认为，有了这个“不无道理”，自己就可以盖棺定论，不再面对陈克艰先生的批评了？
葛先生的笔力之健，早已传为佳话，至于他读到陈先生的文章，距他参加的谈，已有一二百日，却不能正面回答陈先生提出的问题，反以如此缜密的心思作欺人之谈，当然是不愿承认理亏。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对待批评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这个“学术成果”，可能从来就没有踏实过。当然，葛先生很忙，恐怕正在全力于尝试新欢──《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值得庆幸的是，葛先生对待批评的态度，终于结成了正果。六月九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了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获得高额的“长江《读书》奖”的消息。一项标榜为“学术”的奖项，终于给了被人始乱终弃的“学术成果”，还自称代表“民间”，这竟是出于“学术界”对葛先生被陈克艰“刻薄”的某种恻隐之心！问题到此，当然已不仅仅是葛兆光先生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了。《读书》诸贤的美意，也许正与我们新形成的“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人文精神”有关。而大奖评委们爱屋及乌般的“人文关怀”，当然也赋予他们自觉抵制一种“刻薄”而“不无道理”的批评的觉悟。想来葛先生还真有个不小的“学术界”呢！学术固然为天下之公器，看来自亦不妨用为私厕，而私厕亦不妨用为公器！这公私打成一片，自来就是一种很实用的理性！于是，人们都看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读书》成员获奖的理由有了，而评委文章获奖也自有办法。
对于“长江《读书》奖”的首届评选，笔者自不敢否认评奖过程的大体公正，它请来的评委和评出的奖，也并不都值得让人说三道四。然而，正是在此大体公正之下的某些人的那种不避嫌疑的勇气，却无论如何不能让人释怀。在这种预设好了的大体公正之下，个别奖的评选看上去却更像是在“洗钱”。只可笑的是“洗钱”本是要把脏钱洗干净，这里却更像是把干净的钱洗脏了。拿了这样的钱，又怎么往兜里揣，又如何洗刷自己！
长江《读书》奖的首次评选，就有地方让人觉得像是在洗钱，对于它的今后，大家自不会有什么希望。而《读书》诸贤所谓的“汉语学术－文化界”的“民间立场”的“价值”，更因此而让人生疑。所以，当笔者读完亚辰先生《“奖”的讲究》一文时，内心充满了悲哀。亚辰先生讲的道理都对，文章也厚道，却还要说自己“这么求全责备”，“实在是期望它（长江《读书》奖）更加好”。一个根本就不好的东西，怎么就能期望它更加好！就是因为有那么几个人在声称他们正“代表”着所谓的“民间立场”吗？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想来谁都不会陌生，《读书》诸贤在他们帮助葛兆光先生拒绝批评时，也已表明了他们自己对学术与批评的态度。也许陈克艰的批评正物伤其类，而让葛兆光获奖也很难说不是某些人为自己打的前站。
《读书》腐败了。“长江《读书》奖”的评选，暴露了《读书》的腐败。而《读书》诸贤也正许盘点着自己的“民间立场”，憧憬着来年的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