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中国学术界来说，对国外Sinology（中国学或汉学）的关注和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
“国际中国学（汉学）”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则是中国的人文学术，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考古等等，实际上，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成果，都可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之中。但是，作为从事于这样的学术的研究者，却又是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教养，包括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念、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等，和我们中国文化很不相同。他们是以他们的文化为背景而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的“母体文化”观念。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成果，其实也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那么可以说，这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
遗憾的是，目前常常有人误解了这一门学术。他们以为，信手拈来一两本外国人论述中国的书，或者在座谈会上听点外国人谈论中国的消息，就是“国际中国学（汉学）”了。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介入这一学术的相关层面而造成的。实际上，“国际中国学（汉学）”不是一些片断的情报信息，它是一门学科，具有确定性的学术内容。一般说来，它具有如下的学术层面：
第一，本学科需要研讨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中国文化向域外的传播，构成国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础。文化的传递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有人种的、典籍的、宗教的方式，以至现代有电子传媒。但是一般而论，文献典籍的传播，成为了文化传播最主要的载体。因此，作为“国际中国学（汉学）”，它的基础性的研究，就必须以原典性的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汉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并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失却了这一基本性的功能，所谓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实，一个人文学者，假如他的一生从未做过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那么，他的所谓的学术，便是大可怀疑的了。
第二，本学科需要研讨中国文化在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任何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观念和他的方法论，都受制于他的母体文化；而他的母体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会接触的层面，便是造就他们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区域。这样形成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便支撑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的时候，有些“中国学”家的研究，使中国学者感到不可理解（这里只是就学术范畴讨论，不涉及政治层面），这是因缘于他们在接受中国文化时形成的“文化的变异”所造成的。因此，研究在异国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的变异，便命定地成为“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范畴中的内容了。
第三，本学科需要探讨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的对象国）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观”并不一定只有“中国学（汉学）家”才有。只要中国存在和活动着，中国之外的许多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会有对中国的观念。这些中国观念，在不同的时期，会对各国的“中国学（汉学）家”产生重大的影响的。尽管许多的学者标榜自己的“学术独立”，但是，无论是“顺时思维”或者“逆向思维”，任何学者都不可能离开他现时生存的环境而独立地生存，因而他的思维，必定具有特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思维的烙印（公开的或隐蔽的、精致的或粗糙的……）。例如，我们现在指证二十世纪的国际“中国学家”中，几乎没有哪一位是不受他所生存的时代的“中国观”的影响的。只有在总体上把握了特定的对象国的各种“中国观”的形态与特征（尤其是主流“中国观”的形态和特征），才能在对特定国家的“中国学”的论述中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宽阔的视野。事实上，从世界文化研究的范畴来考察，“国际中国学（汉学）”中的对象国的“中国观”的研究与阐发，本身就构成了特定国家的“中国学（汉学）”的重要的内容。因此，无论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还是只是进行这一学科中的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为了准确地（即科学地）把握和阐述客体对象，对特定对象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源流的研究，应该是“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必不可缺的内容。这几乎成为考量一个“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者的学术水平的基本标准了。
第四，本学科需要研讨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和方法论。关于这一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是无须再讨论的。但是，依据当前“国际中国学（汉学）”界的实际状况，指出下列的问题仍然是具有意义的——这就是不要把对象国的次流学者的观点，当成是对象国“中国学”的主流性观点；更不要把对象国一个学者的观点，当成是对象国“中国学”的普遍性观点。二十余年来，我们曾经为自己这种在学术上的无知，闹出了好几个“笑话”。我以为研究者只要遵守两个基本的学术原则，这种状态是完全可以不发生的——一是把对任何国家的“中国学”的研究要认真地作为“研究”来对待，即所谓的“研究”不是任意的拣拾外国人的“字纸”，研究者必须对特定的对象国的“中国学”进行“学派”和“学派的谱系”的研究，起码也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们的无知。二是研究者必须以忠诚于学术的心态来从事研究，不要试图用学术来谋求实际的功利。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对象国的某位学者，其学术水平并不很高，却偏要在我们的杂志报纸上说“××国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迎风拍马，以求私利。甚至弄到对方专门申明。这实在是一种学术的腐败。
根据学界同人的共同的学术实践，上述四个部分，应该是构成为“国际中国学（汉学）”的最主要的学术内容了。从事这一学术的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具有超越国别文化研究的相对宽阔和深厚的知识结构：既必须具有本国文化的素养，包括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又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也包括历史哲学素养；既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科学理论素养，又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本学术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很好的汉语文素养，同时也必须具备对象国语文的素养。事实上，我国学术界已经造就了一批具有这样的学术水平的研究者。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蓬勃的发展，与学术队伍的建设，已成相辅相成之势。
我国学术界在创造“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道路上，已经走过了荆棘之路，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终于成为了一门“显学”。回想七十年代后期，当我们在“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中刚刚起步的时候，邓广铭教授曾经特意鼓励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研究坚持下去……这个领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坚持十年，必然会有很大的成果的！”。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大地实现着本世纪最伟大的变革的步伐中，中国学术界以自己艰苦的努力，终于造就了“国际中国学（汉学）”这一独立的学术，并进入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前沿。当我们在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的时候，回顾这一学术的形成与发展，提升自己的学术认识，这对于在未来深化这一学术，将会是很有益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