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从表面上看，哲学似乎离现实生活很远，其实哲学与现实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哲学与一般应用性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相比，它并不教给人们什么具体的可操作的知识，更不可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果。但是，它从总体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指导着整个社会以及每个个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向。所以，在我国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哲学的指导不仅不能削弱，相反还应当加强。否则，社会经济活动难免不发生盲目和短视行为，个人难免不陷于精神不知所从的境地。
我认为，当前我国哲学的建设和发展应当在两个方面努力：一是让哲学更具有中国特色，二是让哲学更贴近实际生活。
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哲学，不仅是在当前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下对哲学提出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近现代许多从事中西方哲学文化的研究者长期以来的心愿和目标。应当说，经过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大批哲学先辈的努力，在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哲学方面已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成绩，为我们今天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教训。如何才能使现代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呢？一是要与当前中国现实有密切的联系，二是要与中国传统哲学有血肉的联系。而从理论思维模式的角度来讲，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中，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转型期间，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批判，这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但也无可否认的是，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人们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发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妄自菲薄，盲目崇洋。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总的倾向是否定多于肯定，因而传统哲学中的糟粕和消极部分显得特别突出，而其中的精华和积极部分则未能得到应有的表扬和发扬。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至今尚未达到圆满的地步，其中就与尚未能找到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最佳契合点，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和积极因素融摄进来、融为一体有着直接的关系。
现今，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方各国各民族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经济上高速发展后，开始了文化上的自觉。人们从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妄自菲薄中觉醒过来，以新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而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开始出现了文化问题上的觉醒，以新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也已成为全社会关心的事情。这一文化气氛对于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哲学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就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以人为天地万物的核心，把人的道德精神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面是高扬王权淡化神权，宗教观念相对比较淡薄；另一面是高扬义理节制物欲，道德自我完善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上抵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哲学，恐怕主要是想以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这一方向同样也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哲学固然是探讨纯理论的形而上之道的，但它又不应是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哲学所探讨的形而上之道，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切实的指导作用。人们不应当把哲学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哲学应当广泛地去关心现实社会和人生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并积极地去指导它、解决它。哲学应当做到这一点，哲学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套用一句佛教的话来讲，就叫做离俗谛即无第一义谛，出世间法不离世间。而用儒家的话来讲，则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即是儒学中反复强调的上学下达，知而能行，知行合一等等。所以，贴近实际生活，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近代佛教以建设人间佛教为目标，强调佛法不离世间，佛教要为活人服务。这一目标已成为现今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共识，并为之奋斗不息。又如，天主教教廷在一九六二年大公会议上也作出决议，强调把对于彼岸世界的关注，重点转向对于此岸世界的关怀。有鉴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哲学与人生的关系有过于宗教，哲学应当更加关怀人生，深入人间。因此，我认为现在提出人间哲学的设想是适时合理的，是有助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和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