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楼老师，请您为我们谈一谈，北大哲学系研究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的历史传统，以及您为恢复和发展这个研究传统所做的工作。
答：北大哲学系有重视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研究的传统。“五四”前后，蔡元培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后来周叔迦、汤用彤、胡适、熊十力等先后在北大讲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北大还请过德国的钢和泰讲佛教文献学。汤用彤先生研究佛教，培养了很多佛教研究人才，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的有石峻先生和任继愈先生等。1961年左右北大哲学系成立了东方哲学教研室，主要成员为朱谦之先生和黄心川先生。1963年，社科院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东方哲学教研室的全部成员都转到宗教所里去了。
八十年代初，西方大量著作绍译过来，在这种潮流冲击下，大家开始意识到东方文化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直酝酿要恢复东方哲学教研室。1985年，东方哲学教研室成立了，当时我当教研室主任，人员还有魏常海先生和姚卫群先生。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东方哲学教研室。教研室成立后，我们编选了一些东方哲学的原始资料，出版了《东方文化集刊》，另外现在正要出一本东方哲学的教材《东方哲学概论》。
同时，佛教研究也得到了开展。七十年代末，我组织编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到八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这套资料后来成为一个时期内国内佛教研究的主要资料。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开始招收佛教研究方面的硕士研究生，这在国内也比较早。这批毕业生现在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力量。
从八十年代以后，我主要精力开始放到佛教研究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存历史文化古迹有90％以上都和佛教有不解之缘，因此我认为佛教研究不能仅当成宗教研究，而是要当成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而且佛教也不单纯是历史上的文化，他还是活的现实文化。另外，学界和教界的研究相互关系有时很紧张，我主张二者应该互相融洽理解，不一定要求学界信仰以后才去研究，也不要教界放弃信仰，顺从学界。我们的共同点是把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文化精华挖掘出来，为现在人服务和受用。这些是我这些年来坚持的原则。
问：请您为我们谈一谈研究佛教文化的基本入门方法。
答：我认为研究佛教和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一样，都要做到四点：
①能阅读原典。古代有古代的原典，现代有现代的原典。阅读原典的能力是决定研究深度的关键。因此，在我教学中，《佛典选读》这门课分量很重。
②要知道领域的基本资料范围，通俗地讲，就是掌握史料学。每门学科都有浩翰的资料，因此知道什么必须要读，什么需要精读，什么只要求泛读，什么只要求一般了解，非常重要。我在教学中，针对这一点开设了《佛典概论》和《中国哲学名著概论》。
③研究方法。我主张研究方法必须灵活，必须和内容实际相符合。因此我不是设计一个框子让大家去钻，而是要帮助大家打破框子。在这方面，我开有《宗教学研究方法》、《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等课程。
④对研究现状的了解。对一门学科现在存在什么问题，研究到了什么程度都要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
我还有一个想法。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什么书都看。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基本上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把握了这个源头就可以以简驭繁。佛教方面的基本典籍是：三论（《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九经（《金刚经》、[附《心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阿弥陀经》、《维摩诘经》、《楞严经》、《圆觉经》、《坛经》）、一录（《景德传灯录》）。
由博返约，这是知识发展必然的趋势。
问：您主张研究中国文化要有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的方法，关于此，您有过很多深刻的发言，请您为我们再深入地谈一谈。
答：现在很多研究者习惯于抠名词概念，这对厘清概念有好处，但这样做往往丢掉了概念丰富的含义。由对名词概念的分析推衍到思想，只能把握思想观念表面的某一方面的含义。因此，我强调不要急于分析概念、观念、思想的确定性含义，而应该用整体性的、体会式的方法，透过字面的意义，把握根本的精神。
研究任何一门科学，不能只局限于本学科的文献，要打开宽阔的视野。研究中国文化也一样，我们要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体性地体会其深层的、内在的共同特性。通过共同特性的把握体会，再看某一学科的问题，可能会产生新的、与一般人不同的看法。因此，读书要用心去读，而不是用眼去读，要融合贯通，整体把握。
要做到文史哲打通，儒释道打通，这是最基本的。再进一步，就是要中西东打通。其实，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政经法，农医兵都应该打通。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没有受到突出重视的特征，即一种思维方式在各个领域的普遍使用。现在非常强调学科的独立性，但中国传统强调各学科的共通性。例如，《老子》既是人生哲学，也是养生学、医学、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另外，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虚实的问题，如不了解兵法、医学、艺术上怎样讲虚实，就是空洞抽象的。中国哲学有实践性，人文精神体现在伦理精神、艺术精神中。这里艺术不仅仅是指音乐、绘画等，言谈、为人、做事等都是艺术。因此，针对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我们应该采取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方法，融会贯通，整体地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
问：研究禅宗，如何处理教理研究和实践修证的关系？
答：禅宗既重解悟，也重证悟，因此既要明义理，又要去践行。学禅停留在机锋、话头上不行、必须有人生经验、经历。历史上的禅师强调要有20至30年的磨炼，提出“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炼，人生的体悟才能深切。宗教讲信，禅修还讲疑，小疑小悟，大疑大悟，顺利时想想不顺利时怎样，做正确时还想一想可能有什么不对，要不断磨炼，永无止境，这些其实都是广义的修证。
问：本世纪初以来，有一股怀疑禅宗的佛教纯正性的潮流，您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请您再为我们深入地谈一谈您的观点。
答：本世纪以来，日本和中国学者的佛教研究受欧洲佛教研究方法影响很大，他们一般注重印度梵文、巴利文原典，注重文献考证，并发现了大量所谓伪经。由此他们认为印度原典代表佛教本来面目，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杂驳不纯，并过分强调中国禅宗的中国化特征。
其实，过分强调禅宗的中国化是有问题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确实有变化，比如由繁琐到简约，由离世到不离世间。在中国环境中，佛教是不能不变化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佛教全是中国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佛教还是佛教，只不过有变化，是重点、突出点方面不同的变化。现在只要用心的话，可明显地看出，禅宗的每个理论都能找到佛教经典的依据，只不过有些内容原来没有被突出。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不是中国化的佛教。我们常说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又说理学完全受禅宗影响，这就有论证循环，有悖论。梁启超和胡适都认为，隋唐时期是印度化的时期。其实，隋唐时期佛教盛行，佛教是印度来的，但整个中国文化并未印度化。佛教传入中国，发生了实践和理论上的争论。在礼仪上，佛教妥协服从中国。在理论上，中国接纳了佛教。佛教有些方面受到抑制，但也往往是内容上受到抵制，方法上得到接受。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吸收，而西方宗教却不一样。也许原因是佛教是多神论，侧重于道德修养，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我们常讲三教合一，其实三教关系一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开。但另一方面，三教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儒是儒，佛是佛，道是道。因此，禅宗毕竟还是佛教。
问：我们注意到，对近两百年以来一直压迫着中国，要求中国作出回答的问题–––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国的自强问题，你有很深刻的思考，并认为中国文化的精华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请您再为我们详细地谈一谈。
答：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研究过中国近代哲学，感觉到在中西文化遭遇中，我们相当程度上有盲目地崇拜西方，否定自我的倾向。这种情况使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出现很大偏颇，传统中的优秀东西有所中断，这在各方面都有体现。
中国哲学最后都落实到如何为人，认为为学和为人不可分，而且根本上是为了有受用。但是西方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讨论知识。人们批判哲学是钻牛角尖，是书斋里的学问，这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没有完整的主观构架的体系，即使有，也是一些基本原则。他的特点是针对不同问题、不同现象的灵活运用。对同一个问题，此时此地此人这样讲，彼时彼地彼人又可能那样讲，于是表面看起来以为有矛盾。现在有些学者是在给古人设计体系，并认为不能放入体系的东西是内容矛盾，这是有问题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东西方文化各有不同的内涵和方法，它们有互补性，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妥。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误区，一次是对神的绝对性的崇拜，结果一切都围绕神，崇拜上帝万能。一次是现在的科技崇拜、物质崇拜，认为科技万能。中国文化恰恰在这两方面具有克服神本主义、物本主义的优点。正因为这样，中国文化在西方两次变革中产生影响。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化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中国思想有很大影响，对他们破除神本主义起了作用。本世纪以来，物质、科技崇拜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掀起了新人文主义思潮，新人文主义思潮也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东方思想。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西方的以前观念对很多现象不能解释，也试图用东方理论来解释。西方人重视中国文化，我们更有责任挖掘中国文化的精华。我相信，中国文化对现在、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之发展都会产生积极意义。
但是，研究中国文化用我们近百年以来的方法是不行的，我们是在以西方实证方法分析我们的思想文化，这样就改变了其原来的面貌。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的观察方法揭示传统的内容，至于传统是正是误，有无价值，可以让现在社会去选择，不能作简单的判断，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相信其有积极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
把握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我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整体综合的方法。现在有些著作洋洋几十万字，分析得头头是道，基本借用西方方法，构架了一个体系。采用这种方法的学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只有清晰的概念分析才能把握清楚事物。其实这是有问题的。这里我谈一谈我对模糊和清晰的一些看法。中国哲学有它要解决的问题，如没有体系，没有清晰的概念分析。但我一直讲，人们可能需要在模糊中体会清晰，而不应用清晰去把握清晰，那样很可能后一个清晰就走了样。比如中医很模糊，阴阳虚实、辩证施治等理论不好把握，但在有实际经验的大夫那里却非常清晰。中国文化的清晰理解不能离开实践经验。中国文化的对象不是实验室的东西，条件可以界定。中国文化在现实中，是把门窗都打开。实验室可排除条件，这对物来说相对地可以，但对活人就不合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人的认识过程是感觉——知觉——感性——抽象的理性认识，这在纯理论的分析上是很正确的，但现实生活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认识过程就要比这复杂得多了。中国文化理论和实践结合最紧密。比如讲中医理论，如果不和实践相联系，就永远不会理解其深刻和清晰。在中医中，同一种药生熟不同，炮制方法不同，产地不同，药性就会不一样。对病的考察也是很细致的。中医细致到如此程度，怎么能说其糊里糊涂呢？如果真正去体会、实践、经验，中国文化的精确甚至超过实验科学的精确，因为经验把握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问：楼老师，你认为中国文化最终落实到成己成人之道，请您在这方面给我们给予指导。
答：我认为，第一，做人的最起码原则是要有羞耻心，无羞耻心就无药可救。做不好的事或有不好的念头时，要有羞耻心，从而努力改过迁善。
再进一步，可以学习道家的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凡事不要勉强，这并不是说，不要努力，无所作为。这主要是指要做环境允许、需要你做的事，因势利导地做事情。大的环境非个人所能左右，在允许、需要我作的方面就尽力去发挥。
第三，是实践禅宗的平常心，这样就能够把很多个人的得失看得比较平淡，从而更积极地为人为社会奉献自己。
问：楼老师，您一直关心和帮助禅学社，请您为北大禅学社社员提几条建议。
答：首先，禅学社社员，要学习禅的自性自度精神，要知道怨天尤人是没出息的，埋怨祖宗是不肖子孙。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
其次，不管大小事情，不要分出高下来，都好好去做，这就是平等心。
还有，我认为为学和做人是统一的，而关键是做人，学问不是看你顺利时如何对待，而是看你困穷时如何对待，人做得好，困穷时就会不怨天尤人，一定能成就大事业。我不相信心胸狭隘的人能做出很大成就。禅学社同学在研究禅学过程中，把人格境界提高一步，我相信对自己从事的学科研究肯定会有极大推动。
原载于《北大禅学》1997年第1期（创刊号）。作者为刘元齐、谭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