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训》的体式与古文《尚书·伊训》相似。先时间，次缘由，然后是训教之言。训教之言采用直接引语，《保训》用“若曰”，《伊训》用“曰”。两种方式均见于今古文《尚书》。我们知道，《伊训》是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辞，属于伪古文。它与《保训》如此相像，不会完全没有依据。若参照《伊训》，《保训》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训》。它极可能是《尚书》的佚篇。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书》，最早的莫过于周武王，这篇《文王之训》，无疑应踞于《周书》首篇的地位。如此，寥若晨星的文王史料，将因此而获得新的增长。《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各类文体，标题为“训”的仅存一篇，是伪古文。此篇提供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训”的样本。特别是训教本身关涉上古帝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某种程度上有中国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介都不过分。这样的东西，《史记·周本纪》何以没有讯息?想来应是汉代已经亡佚，连太史公都不曾见过的缘故。地不爱宝，今日得见，何其有幸!
体会周文王的训辞，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病重的父王对太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正反训教的模式，反复叮咛的语气，那种惟恐不及训教的急切心情，反映了文王对太子的忧心和期许。那引经据典的训教方式，特别是对于典故的精心安排，又分明反映出他帝王的胸怀和高超的智慧。整个训辞运用了三个典故，构筑起训辞的基本框架。第一个是“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说从前前夗传宝训，必定把詷传下去。这是文王为自己传宝提供历史依据，提供正当性，显示他是效法先贤所为。詷，《说文》解释说:“共也。《周书》曰:‘在夏后之詷。’”王筠《说文句读》:“詷即同之分别文。”按《尚书·顾命》作“在后之侗”。陆德明《经典释文》:“侗，马本作詷。”陈3《说文引经考证》引王鸣盛云:“夏后之詷，盖谓中国君长之所共尊奉者。”王氏的说法，合乎简文，但不够具体。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参于天地，阖于民心，文武并立，命(名)之曰上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詷”的含义。“詷”与“中”相类，都是古代帝王即大位之前必须掌握的东西，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它们的意义与“詷(同)”、“中”的字面密切相关，又超出字面，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和外延都会有新的变化。从简文看，它们既是一种无形的理念，又是一种有形的文献。“前夗”二字，是一个词，从语音考虑，可以看做轩辕的借音。轩从干声，辕从袁声，前系字和干系字，袁系字和夗系字都可以间接通用。把“前夗”释为“轩辕”，音理上是有依据的。轩辕乃黄帝的名号。皇甫谧云:黄帝“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据《世本》、《大戴礼记》和《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黄帝为五帝之首。作为古代传说中的第一个帝王，文王训教以黄帝开篇，是非常适宜的。第二个典故是讲舜“救(求)中”和“得中”。“舜亲耕于鬲茅”，“鬲”指“鬲山”，“茅”指“草茅”。郭店简《穷达以时》:“舜耕于鬲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上博简《子羔》:“尧之取舜也，从诸草茅之中，与之言礼。”可知鬲茅应指鬲山草茅。当此之时，舜曾惶恐求中，得中之后，“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第三个典故讲上甲微“ 中于河”，又“追中于河”。
在郭店简《语丛四》和上博简《容成氏》中作偏旁使用，从石声，可读为托。大意是说，上甲微在和有易氏开战时，曾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待打败有易氏，形势缓和之后，又从河伯那里将“中”索回，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用受大命”。周文王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的关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践天子位。鼓励太子发钦敬勿淫，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能“祗备不懈”，坚守“中”的精神，最终继承大位。这些都是正面训导。末了告诫说:“不足，惟宿不羕。”“宿”通“速”，《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无宿诺”就是“无速诺”，没有马上应答。《史记·淮阴侯列传》:“臣闻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不宿饱”就是“不速饱”，不能马上吃饱。“羕”通祥，郭店简《老子》甲本:“ (益)生羕。”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王弼本羕均作祥。这句是说，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导致不祥，招来灾祸。是从反面儆诫，故用“曰”另起，有强调意味。此类“曰”字，今古文《尚书》多见，曾运乾《尚书正读》称为“更端之词”。
训辞中的三个典故，第一个讲黄帝，第二个讲舜，连带提到尧，第三个讲上甲微。第二个和第三个都与“中”有关，联系紧密，浑然一体，自不待言。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一个讲“詷”，一个讲“中”，也有内在的逻辑可寻。《周易》说:“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与尧舜同属五帝，常连类而及。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和第二两个故事在结构上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