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既陌生又熟悉且意义含混的词语，有人对它恨之入骨，有人对它爱之深切，也有人对它爱恨交加。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作为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的塑造者，作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拳拳服膺的生活价值观的提供者，儒教在今天的中国面临如此命运，处于这种境地，于旁人看来，可谓绝无仅有的奇观；于中国人而言，可谓刻骨铭心的痛事。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无亡国、亡种之忧，但亡教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不仅因为历经“五四”“洗礼”乃至“文革”“洗脑”的大多数中国人对儒教的认识仍然简单和片面，仍然停留在全盘否定甚至妖魔化的阶段，而且，在声势日隆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文化借助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继续对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文化进行肆无忌惮地侵略和同化。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有学者惊呼中国已经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疾呼中国必须进行“再中国化”。
前贤有言，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作为一个民族意志力创造力的表现和证明，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宗教，则是文化的灵魂。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花果飘零，其所信仰的传统宗教也被弃之若履，则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失魂落魄和文化自主性的丧失，必将导致民族自我文化认同的危机。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国家和民族层面上的文化自身认同问题，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冲击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中国人今天在文化上已经迷失方向，要么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要么偏执复古传统，要么什么都不相信。虽然众声喧哗，但整个族群在精神上却处于撕裂状态，无所适从。这种文化的心理混乱导致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从而引发内部和外部的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当然，文化之间是无所谓冲突的，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打着“文明”的幌子所发生的冲突，实际上都是以文明为托词和借口的利益上的冲突。中华民族要重新崛起，要在当今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背景下复兴，必须提升国家“软力量”，增强民族凝聚力，鼓舞民族精神。这一切的实现，则需依赖于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几千年来，中国人深受儒教，儒家文化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深深内化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安身立命，日用而不知。故此，欲解决当今中国人的身心安顿和文化认同问题，除了寄希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主干——儒教——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在今天重建儒教，不仅仅是出于文化认同的需要，还因为儒教在当代社会完全可以有效承担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维护，被发展改造为应时适宜的现代公民宗教。
对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文化支持和积极参与，本来是儒教的固有传统和特有优势。但是，科举制的废止铲除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组织者儒家士绅产生的土壤，而越来越激进的反传统的文化运动更使得儒学面临合法性危机，再加之持续不断的革命风暴，这一切，使得儒教原有的安顿身心、规范行为、维系社会的功能渐趋丧失。费孝通对此痛惜描述道：“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但在过去百年中不断受到冲洗，结果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当一切地方性的次生制度、家族文化以及沉淀于乡土社会的儒学资源都被视为负面因素被清除后，支撑与维系社会运作的资源几近枯竭，社会自组织系统遭到彻底破坏。而在今天“市场化”时代，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弥漫于社会的所有角落，并蛮横而无情地重新梳理和建立当代中国的社会网络，曾经为社会自治提供资源的儒教又再一次面临考验。
挑战也是机遇。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一个社会要和谐安康，必须依赖社会自治暨自组织系统的建立。在今天我们要重建社会自组织系统，无疑需要得到与民众息息相关、亲和乐见、习惯自然的符合其固有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的支持。儒教于此大有可为，并因历史原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文章中特别列举“儒教的社会形态”，即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自治（礼俗乡约）、社区文化（寓教于乐）全民健生（《书经·洪范》“五福”之一）以及协助治安、预防青少年犯罪、反对黄赌毒、社区乡里民事调解、各种冠婚丧葬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中国人之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安顿之中，故儒教礼制可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虑）、制定并主持各种国家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礼仪、开展全民性的“中国道德振兴运动”等。所以，在今天重建儒教，就是要将其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功能充分发挥和发展，以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和生命信仰问题，与时偕行，将之建设成富有时代内容的现代“公民宗教”。
我们在今天重建儒教，绝非是发思古之幽情，也绝非为了重建而重建，而是为了民族生命的康健畅达和民族文化的延续不断。“民族的复兴虽不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主要内容，却是以其为最高的标志。”（陈明语）顺而言之，儒学复兴则理应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高标志。而儒教重建，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应有之义，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