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还是“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少林寺的“公众形象”，早已截然不同。近日，又有消息传出，这座千年古刹、禅宗圣地，在柏林、伦敦等地办了40多家公司。消息一出，众议哗然。
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在“国际化”：如果是出国弘法，质疑估计也就荡然无存。新的新闻，背后仍是老的问题：少林寺是否已为市场逻辑所左右，信仰是否应靠商业营销获取话语权？而这些，也正是所谓“少林寺现象”引来的一轮又一轮争议中共同的主题。
公众心目中的佛教寺院，往往是这样一幅图景：远离凡尘，香烟缭绕，晨钟暮鼓，清心寡欲。这也是必然，寺庙除了是出家人的清修之所，也承担着实现净化、安慰等宗教的心理和伦理功能。
不过，这样的认知同样需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把从各种文化传奇、文学作品中汲取来的认识，当成了一种普遍的想象，强加给了现代社会中的寺院？毕竟，武当不一定有狂道，青城不一定有隐侠，金庸笔下连扫地僧都高深莫测的少林寺，也从来就不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
当方丈成为CEO，当寺院注册成公司，当少林成为商标……我们发现，处身河南的少林寺，与处身《天龙八部》的少林寺，何其相异！而少林寺的争议，正存在于这样一种想象的图景、认同的模式与一个寺院的现实选择之间的“对撞”中。满足了社会想象，却不一定能满足一个宗教实体甚至一种宗教本身的发展，这正是矛盾所在。
更重要的是，这样来源暧昧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佛寺乃至佛教的发展。如果在远不同于小说的现实世界中，仍然要求寺院处于深山老林、居于社会边缘，无缘于世事、无视于社会，最终的结果，可能只能是“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了。
抛开寺院生存的现实选择，抛开政府、地方与僧团的种种利益博弈，我们对佛寺、佛教的认同，难道不也需要与时俱进的更新吗？而小到一个寺院、大到整个教界，难道不也需要获取更为积极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认同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林寺的选择，未尝不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佛寺、佛教生存发展的一种“策略”。
经过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断裂，经过上百年来各种信仰、思潮的激荡和变迁，经过近30多年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度冲击，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化的宗教信仰，佛教的发展、佛法的弘扬，确实需要探索一条适应时代变迁的进路。进行这样探索的，不仅有少林寺。比如，台湾圣严法师创建的农禅寺，有禅训班、禅坐会等面向大众的弘法活动；辽宁海城大悲寺，僧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行脚途中托钵乞食，没有功德箱，每月两场佛事，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些，都应该说是当世佛教的多元化探索。
而少林寺，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少林寺也是在社会中、大众中，构建着一种新型的认同方式。让宗教超越神秘主义的层面，让信仰得到超越个体的认同，使信仰得以在现代社会行为方式之中被表达，这或许也给佛教的信仰方式，带来了某种“现代性”与“公共性”。
这并非为少林寺辩护，少林寺的做法，仍有其值得商榷之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认为，宗教现象是把事物划为“世俗的”和“神圣的”两类，而寺院必然属于后者，只有超越于世俗之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如何处理好这种“世俗性”和“神圣性”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少林寺在探索之路上继续前行的关键所在。这表面上是寺院经营方式的问题，本质上则是寺院存在的基本“合法性”问题：是以赢利为目的还是以弘扬佛法为目的，是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还是以修炼信仰为目的。这样的回答，虽然不一定会影响到一种宗教的兴衰，但与一个寺院的命运，却可谓息息相关。
或许，不仅仅是少林寺，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儒家学说，如中医理论，如天人思想。正因为这是一个传统如何在现代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少林寺现象”才有更大的思想开度和讨论空间，也才应该成为一个不断持续、不断澄清、不断在辩论中求得共识的大文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