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国范儿”，是一种独立、开放的精神，具体说，就是容易与人合作，但不容易被奴役。我们今天看民国时期的年画或者其他广告图片，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女性同样信心满满，有独特的风味。
最近，台湾与新加坡的媒体都在关注大陆的“民国热”。台湾一家媒体如此描述：“被大陆学者称为‘民国范儿’（范儿，北京话，意谓气质、情调，也有风格的意思）的热潮，从影视圈、人文意象到城市文化逐渐绵延，出版界、文化界与一般民众更对民国初期、中期的知识分子产生浓厚兴趣。”
民国热并不是最近才有，而是已经持续了好多年。
对于民国的一切，现代人都饶有兴趣。西南联大的朗朗书声固然吸引人，更让现代人痴迷的，是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
声称“我们的百万读者”可敌蒋介石百万兵的《申报》老板史量才；
在报纸上大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大炮”傅斯年；
主张“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的马寅初……
于是，在《新周刊》推出的“民国范儿”专题中，陈丹青自话自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民国人物，编织了一个别样的民国世界。
按照陈丹青的说法，从谭嗣同、徐锡麟、蔡元培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胡适、鲁迅等，他们的举手投足，气质修养都有着一股“民国风范”。
陈丹青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撇开个中恩怨情仇，包括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国共高层都是民国人，都有“民国范儿”，而这一切止于1966年。
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民国范儿”，陈丹青说，“范儿，是一种‘样子’”，也就是民国人特有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至于具体什么是“民国范儿”，他只是避实就虚，不停地举例子，不时地抛出形容词。
总之，跟现在人不一样。
民国时期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击最为激烈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所以，民国时期的照片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长袍马褂与西装并存，也随时能看到西方人的影子。开放的心态下，才可能诞生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才能具备独立精神
什么是“民国范儿”
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
西方人罗金斯曾说，贵族、领主对国王讲话的标准模板是：“和你一样优秀的我们向不比我们优秀的你发誓，如果你能遵守我们所有的法律的话，我们便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否则就不接受。”
这，就是最典型的贵族情调。
刘再复曾经归结了“贵族精神”的四大内核：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这些精神特质，应该说多多少少都是与 “民国范儿”暗合的，也是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所缺乏的。
中国也曾经有过贵族，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就推崇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按照雷海宗的说法，春秋时期的贵族“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
雷海宗还总结道：“我们看《左传》《国语》中的人物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
那时的贵族在练习武功之外，还需要习文，练习礼乐。
可以说，春秋时期的贵族，应该与西方的贵族最为接近。都是世袭，国君也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贵族身份。
民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世袭身份，没有特权，但是，在精神上，他们继承了那种尚武、习文、关注社会的传统，他们能够独立地思考，与权力斗争、协商，然后或妥协或继续抗争……
延续千年的贵族情结
到唐宋时代，没有分封制度，也不通过世袭来继承爵位，按照钱穆的说法，那时的中国总体上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与原来金字塔式的社会完全不同。
社会扁平化了，人们的地位相对不那么悬殊，但依然存在贵族的传统，中国乡村里延续了数百年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就是一种朴素化的贵族情结。
费孝通曾经在《皇权与绅权》中解释过这种贵族情结：在科举盛行的时代，即使是最偏僻的乡下，人们还是会节衣缩食，举家族之力培养读书人，那个时候，金榜题名的读书人完全可以成为家族或者地方的“代理人”，一旦“代理人”进入庙堂之上，一则展治国平天下之抱负，二则充当他们利益的保护人。
从官场退休的读书人也会衣锦还乡，回到小城镇，有钱的不仅修桥铺路，还要建学堂，兴祠堂，印族谱，刻儒典，这种反哺农村，促乡风敦厚、社会和谐的良性循环，也算一种“贵族风范”。
无论是真正的氏族、门阀贵族，还是 “耕读传家”抑或“诗礼簪缨”的乡村士绅阶层，他们都属于“中国式的贵族”。
这些贵族们除了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外，从社会结构上看，这些贵族起到了对皇权的约束作用。西周贵族握有军队自不用说，即使在后来的乡村社会里，皇权依然不下县，中国乡土社会“自治”色彩很浓。
清末摄政王载沣为了约束新贵铁良，采取的策略就是把他派当江宁将军，让牛哄哄的当地士绅们管着他。
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贵族传统依然有。章诒和在香港出版《往事并不如烟》的时候，书名赫然就是《最后的贵族》。这些人，或许就是陈丹青所说的“民国范儿”的余韵。
只是，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所谓“贵族”也就彻底被铲尽杀绝。不仅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洗心革面，乡村士绅阶层也在打土豪分田地、大跃进共产风中灰飞烟灭。
我们还需要贵族精神吗？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济崛起的时代，重温“民国范儿”不是忧思怀古发发牢骚，而是有着现实的意义。
如刘再复所说，缺乏“贵族精神”的后果，有三个特征：一是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二是社会生活习俗、语言及审美的粗鄙化，三是人富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办。
这三方面的恶果我们都能看到。
现在的大学盛行功利主义，学者们同样沾染了浮躁的心态，评价体系也是一塌糊涂。于是，博士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成为打工仔与老板的关系，还有“博士工”的说法……
如果看看百度风云榜上列出的风云人物，10月份最火爆的前三位人物，依次是莫名其妙走红的小月月、大难不死的体操哥，以及妖娆出位的女教师朱松花。即使排名第四的，也是争议颇久的“凤姐”……现代的网络流行“审丑”，流行各种粗鄙化的谩骂。
至于富人的信仰，更是一个问题。当道长李一被“揭批”的时候，人们发现他背后有一群富人在支撑。除此之外，整个社会弥漫的“仇富”情绪，也多少与这个群体的“原罪”，以及他们致富之后对社会的漠视态度有关……
所以，对这个时代来说，不少人都期待“贵族精神”的再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门阀贵族、传统乡村士绅统治的时代。那个时候有稳定的社会，但不一定就是乐土。
透过贵族、乡绅体制温情脉脉的背后，我们不能忽视巴金笔下的封建家庭、湘西的沉潭，以及众多作恶劣绅的贪鄙、淫僻之风。
但那个时候的贵族们，作为一个整体，确实有社会担当，确实在为他们的时代负责、出力。
在一个社会之内，如果最高权力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弱势的普罗大众需要有代言者保证自己的利益，需要有一个中间层来进行协调，这样，才能够防止社会的“大乱”，防止社会“烂到底”。
泛化的、精神层面上的贵族，都需要突破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局限以及习俗的局限，需要有独立的身份与独立的人格。
“贵族”不只是门第与财富
陈丹青言中的这些“民国人”，无论是鲁迅、胡适，还是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走出自己所在的圈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从而在社会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因此，在当今中国无论是重温“民国范儿”，还是提倡“贵族精神”，并不能单单指门第和财富。
在社会结构上，替代贵族体制乃至乡绅体制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独立于市场和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一种稳定、有责任感的中产阶级意识，或许更为急迫。
如陈丹青所说，“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民国的女子也是有烈性的。一个人是贵族，但不一定有贵族精神，一个人不是贵族，但不一定没有贵族精神。
这其中，重要的在于自我的修养、学问和人生阅历。正如基佐在《欧洲文明论》里所说的“自我确立”，通过修身养性，自我确立精神状态，纵然一介草民，精神上同样可以很富足，很高贵。
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宽容而多元的文化氛围。民国时期的贵族精神当然也有它的历史背景。张鸣曾这样总结民国时期的社会特征：
在政治圈，有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的军阀。也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如胡适，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和西方并驾其名，如燕京大学，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
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
百家争鸣媒体更是如此，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
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寻找花边新闻的能手……
《翻阅日历》2011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