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以历史学为例，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可谓群星灿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吕思勉、徐中舒、蒙文通、柳诒征、董作宾以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为促成历史观、方法论的重大飞跃，加速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及中国历史学完整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学术大师的卓越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建立了新的研究起点和崇高的学术水准，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笔珍贵的财富。
然而近年来历史学硕士、博士研究生面试时，当主持面试的老师问及以上大师级学者的学术研究成就时，令人遗憾的，学子们几乎无一例外，一问三不知。然后虽经教授们多次提醒，学子们却往往仍然是张冠李戴，答非所问。由此可见，学术大师近年来已普遍在学子们的脑海中集体失忆。这一现象的发生，原因颇为复杂。有人认为，其与历史学研究生统考的死记硬背的考试模式有关；也有人认为，基础教育内容的淡薄，不容忽视。但不论从哪个方面反思，其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目前的历史学研究生，绝大数人基本不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研究生综合素质下降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不少研究生学位论文粗制滥造，选题陈旧，思维僵化，低水平重复，质量低劣，甚至学术道德失范，数据造假，剽窃成风。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则更为明显，研究生教育的大跃进式的扩招，不仅为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们提供了继续读书的绝好机会，却又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地为社会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待业大军。
见怪不怪，不应该是中国学者应有的学术态度。应该说目前已到了倾注人文关怀、恪守学术良知的学人深刻反思和积极思考对策的时候了。由于经费短缺、研究条件等的限制，长期以来，中国研究生教育遵循优胜劣汰、宁缺毋滥的原则，但随着学位点的泛滥和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无限制扩大，研究生招生长期遵循的“宁缺毋滥”原则已逐渐为“宁滥毋缺”所替代，研究生入学门槛的降低似乎与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孔子广收门徒及其所积极倡导的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原则并不相悖，但孔子同时所说的“举一隅而不止三隅反，则不复也”却道出了不是所有学子都可塑造成才的另一重涵义。在古代教育史上，中国固有“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朽木可雕”等传统古训，但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名师”、“严师”对“徒弟”的要求往往也甚高。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清华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学术大师为导师，培养“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国学人才，开创我国近代研究生教育的先河。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固然有名，同时不可否认，清华研究院招收的绝大多数研究生诸如徐中舒、容庚、谢国桢、王力、戴家祥等皆为学贯中西，学术功底深厚，知识渊博，视野开阔难得的优秀学子。由此不难发现，对现行研究生招生体制进行深刻的反思，迫在眉睫。
学术如积薪，后来者居上。中国学术的进步与繁荣，与学术大师们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现代学术大师的学术风范和融通中西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激励着后人在更新的学术研究起点向更高的学术水准奋进。忘却大师，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其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论题。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