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传统启蒙读物：今天如何面对》再次聚焦传统经典读物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站在今人立场，就“传统启蒙读物”本身来说，正反方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破解这一难题，还须从“传统启蒙读物”之外着手。
首先，我们要明确“传统启蒙读物”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启蒙的媒介，要让一个人从幼稚变得成熟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又有着鲜明的价值导向，必将要对远离传统的现代人进行一种传统常识的普及和启蒙。因此，“传统启蒙读物”问题是几年来日益风靡的“国学热”的产物，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离不开“国学热”的大背景。
何谓国学？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名词早已有之。但我们所说的“国学热”意义上的“国学”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侵略和挑战我中华文明的产物。因此，国学就是中国本土文化，近代“国学”一词的提出具有民族文化觉醒的意义。现在我们提倡诵读经典、重温传统，既是用传统启蒙我们，更是要完成对传统的启蒙，即发挥传统文化在塑造民族新人、时代新人的作用。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传统启蒙读物”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传统启蒙读物”不能仅限于《三字经》、《弟子规》等，因为国学不等于儒学，更不等于《三字经》、《弟子规》等几本简单的体现儒家思想的启蒙读物。
诚然，有人批评《三字经》等儒家启蒙读物包含了“盲从、逆来顺受、‘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等古代封建思想，不宜过早地让孩子接触”，很有道理。但是从“大国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瑕疵不过是一家之言。且不用说老子、庄子等非儒家的言论就可以让我们警醒，即便单就儒家而论，也并非所有的信徒都倡导“愚忠愚孝”和“三从四德”。其实，这就是一个普及传统（也就是启蒙现代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传统启蒙读物”启蒙孩子的一面，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启蒙现代人”的另一面，“普及传统”的使命就难以完成，而最终“启蒙孩子”问题也将大打折扣。我们必须明白，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复兴，不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而是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道家、佛家以及其他各流派的参与，它们也需要有启蒙读本，也要参与到“普及传统”当中来。
此外，作为应对“西学”的产物，国学的产生及蜕变更新也需要积极吸纳西方文化。在此，让我们重新回到并检讨“传统启蒙读物”的问题。在启蒙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妨为他们再准备一个新的文化坐标系，让他们从小就学习西方人是怎么思考问题和看待世界的，让他们在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借鉴、比较中成长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西方文明的启蒙读本。这个读本将用来校正“本土”传统启蒙读本的不足和瑕疵。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时代。对待过去，任何历史文献都是历史的载体，对此我们要有最起码的敬畏和谦卑，不应随意篡改和肆意删减；对待未来，我们则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勇气去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这需要开明、豁达，也需要坚毅和勇敢。中华文化的前途必是博采众长、中西结合。这个工作，当下不妨从“普及传统”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