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作为史家的开创性贡献不仅体现在发凡起例的著史方法，而且也表现在独出心裁的史实取舍标准，将心理书写纳入《史记》即是显著的典例：高祖十年（前197年）钜鹿郡守陈豨发动叛乱，刘邦御驾亲征期间，吕后用萧何之计，诱杀疑似内应陈豨的韩信。《淮阴侯列传》记刘邦对韩信之死的心理活动：“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太史公以“喜”与“怜”两字记述高祖情感与心理，引出历史学上两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心理书写是否可以成为历史书写的必要内容？心理书写如何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这似乎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认识。
从根本上，“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是历史舞台上一以贯之的主角，人的活动是历史研究的永恒聚焦点，这一本质特性决定了，人出现以后在世界上所做或所想的事业及其痕迹，都应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从民族的兴亡到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是，人类从事任何活动，都必定伴随有相应的心理活动；人类的一切外在行动与内在的心理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须臾不可分离。既然人的心理活动本来就是历史活动的天然组成部分，那么，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书写理应涉及人的心理活动。
但人类思想及心理活动所具有的隐秘性，决定了历史心理书写具有极大的难度与特殊性。如果说历史学家对人的外在活动的研究，可以自信通过多重证据基本达到“客观性”的要求，那么，对于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则不免少了许多自信。
心理活动的隐秘性造成证据的特殊性：一、证据的隐而不现。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虽是客观的存在，但许多情况下并不必然留下可供后世研究的痕迹，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史家根本无法得到具体的证据，不得不根据个体经验对所研究的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揣度，主观性不可避免。二、通常情况下，见诸史册的历史人物的言辞，多被后世作为当事者心理活动的凭据。但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的“言”与心理活动存在张力，即“言与心”的不统一，造成语言证据的证明力不足。历史人物的“言不由衷”，乃至巧言虚饰，比比皆是。以冠冕之词掩盖历史事实或兜售其私与奸者，不胜枚举。第三，“行”之表象与“心”之真实相违，史书所载的外在行动不足以洞察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些因素决定了历史心理书写的难度，使历史书写中的所谓“心理真实”难免遭人质疑。
既然历史心理书写面临如此多的困难与局限，如何书写才能保证其不失“合理性”？“合理性的限度”在哪里？太史公的历史心理书写似乎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对于韩信被杀这一事件，在汉高祖心中必有所感，从而产生相应的心理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对此事的具体心理活动，是断不会明示于人的，也不太可能在公开场合向人表露，换言之，太史公不可能有机会获悉其心理活动直接而具体的证据。那么，太史公描述汉高祖“且喜且怜之”心理活动的依据何在？太史公难道不担心后人指责他主观臆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两千年来人们都熟悉这段著名文字，却无人认为太史公所记不是汉高祖的真实心理情感。何以如此？缘由固不止一端，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它符合历史心理书写所要求的“合理性”。
那么，在哪些维度上完成的历史心理书写才具有“合理性”？
首先是人性的维度。“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恩格斯：《反杜林论》）历史上活动的个人，其行为的原动力是个人欲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构成人类的历史。在每个生命体所展现的动物性上，人与其他动物是相同的，人超乎动物的是思想，换言之，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思想支配下为动物性欲望所驱使完成的；动物性的欲望即恩格斯所说的“兽性”，是所有人心理活动所共有的底线。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人性定则赖以成立的根基。因此，基于人性所作的刻画是历史心理书写“合理性”的最大、最基本的“维度”。
在太史公的书写中，刘邦与韩信都具有“人”的爱好与情感。作为人，刘邦对于韩信之死绝对不可能无动于衷，“心有所感”是必然的，只是“所感”的内容却是因时因势而不同的。但不管有何种心理感受，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家天下格局中，其感受必定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以自我欲望为指向的。“惟天生民有欲”，立足于人性欲望的历史人物心理书写，其有效性基于人性欲望的客观存在，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史记》记载项羽、刘邦目睹秦始皇出行的场面，反应各不相同，一个曰“彼可取而代也！”一个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但不同的反应却改变不了共同的欲望指向。正如鲁迅所说：“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很显然，鲁迅对刘项心理状态的判断乃是基于一个原则，即客观存在的人性欲望，即对“威福，子女，玉帛”的满足与享受的追求。这在根本就是太史公所秉持的心理书写原则。
人类心理活动虽为永恒的人性所支配，但从人性维度书写历史人物心理，毕竟过于宽泛了，它难以充分说明个体的心理活动内容。人的具体行动不能超越时代与社会赋予他的角色，心理活动从根本上总与其社会角色相关联，正如俗谚所云：“皇宫之中的人所想的，不同于茅屋里的所想的。”时代与社会角色应是历史心理书写的第二个维度。
对于韩信之死，在刘邦麾下一同打天下的其他将领，心理反应可能有所不同，但大致不出几种情况：或是兔死狐悲的凄凉与惊惧，或是幸免于难的庆幸与疑惑，抑或减少一个争宠对手的幸灾乐祸，但绝不会是“且喜且怜之”。“且喜且怜之”这种强烈的心理情感只能属于刘邦，且属于君临天下的刘邦，而非此前的刘邦，是居“天子”位以后的刘邦的心理反应。如果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韩信意外死亡，则刘邦心中的感受恐怕是“且痛且怜之”，而非“且喜且怜之”；前者是他作为“沛公”“汉王”的心理状态，而后者则是他在“天子”位置上的心理感受。
韩信的功高盖主使他担心自己的宝座，不免寝食难安。正如蒯通所言，以韩信功盖天下，略不世出之才，“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刘邦登大位之后，最需要的是立威以确立君臣秩序，韩信的存在是一大障碍。因此，当他听到吕后为自己除去了心头大患，心中如何不“喜”？
但“怜”的情感又从何而来？这当然是因为韩信为他击败项羽，夺得大位，成就帝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这不是全部，还有另一面。刘邦对韩信高度戒备，但韩信的所谓“造反”很大程度上是“有罪推定”，并无真凭实据。刘邦将他从“齐王”迁为“楚王”是防范，而从“楚王”贬为淮阴侯，其借口也不过是“人告公反”。在没有韩信发动叛乱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将他杀死，刘邦不能不心有愧疚，产生“怜悯”之情。此其二。其三，楚汉之争以刘邦胜利而告终，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君临天下，但在皇帝宝座上所面临的局面并不轻松，需要人才辅佐。刘邦衣锦还乡，与父老子弟纵酒，慷慨伤怀，自为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面对帝业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卓越人才的需求，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命丧妇人之手，他又怎能不生出“怜惜”之情？
除了人性维度与时代角色维度，个性特征是历史心理书写的第三个维度。不同环境塑造出的不同个性，决定一个人行为方式与心性特征。“且喜且怜之”的复杂情感，体现了刘邦的个性。在传统社会，造反者在夺取大位后屠戮功臣是权力欲望所使然，是为实现家族权力垄断所采取的手段，可以说是皇权制度的“客观”需求。但同样的屠戮功臣，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恐怕又有所不同。对朱元璋而言，屠戮功臣带给他的感受，恐怕更多的是“喜”，是杀伐带来的快感，而不会是“怜”的情感。清代史学家赵翼有言：“（明祖）藉天下人之功以取天下，及天下已定，则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天性好杀”恐怕是过甚其辞。朱元璋的好杀，部分原因是其早年遭受苦难太多，受人虐待太多，积郁仇恨太多，造成心理创伤，以致形成畸形心理。
刘邦家境不算贫寒，至少温饱不成问题，他年轻时游手好闲，养成“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习惯，以至于被其父骂做“无赖”，用现代话就是好吃懒做。在秦末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他被推上反秦的道路，逐渐成为逐鹿中原的关键人物，但其骨子里是社会“游民”的性格：敢做敢为、不顾道德、精于算计、自我中心、唯利是图。逃跑途中为楚军追迫，将亲生子女推下车去；面对项羽欲烹刘父的威胁，他浑不介意，甚至要“幸分我一杯羹”；楚汉约定以鸿沟为界而罢战，却背约而突袭。他羡慕秦始皇，认为“大丈夫当如此”；待到君临天下，为了刘氏江山永固，他威迫群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一切都显示他的个性与信条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对这样一个孜孜于权力的人，见到韩信这般下场，必定会将自己置于韩信的位置上做一番“由己推人”的设想。韩信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刘邦对其军事才能亦自叹不如。韩信为刘邦谋划定三秦的战略，“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击灭魏、代、燕、赵、齐，最后与刘邦会师垓下，消灭项羽，最终成就刘邦帝业。尤其是在楚汉之争的决胜时刻，韩信以其雄厚的资本，“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亦可自立为王，鼎足而三，然而他感念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而不忍自举旗帜，自为霸业，犹豫再三后最终站在了刘邦一边。以刘邦不拘道德、精于算计、敢做敢为的个性看来，他岂不为韩信的“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而遗憾惋惜？在霸业触手可及的关键时刻，韩信不从自身利益筹划，固守“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的道德信条，错失千载难逢的一手好牌，直到临死才想起古训：“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最终落得身死妇人之手的下场。这一切如何不令刘邦心生感慨，由同情、惋惜而生“怜悯”之情？
太史公之典例说明，心理书写对于完整而生动的历史书写不仅必要，而且可为，关键是准确地把握心理书写的合理尺度。这是我们读《史记》获得的启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