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徽州社会保障建设的覆盖面是较为广泛的，除了官方一般性的社会保障之外，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保障可以将范围从家族之内拓展到家族之外，从定居者到流寓者，从徽商群体到更多的徽州外出谋生者。既解决生存问题，又解决发展问题，从而形成了良性的发展模式。诸如兴建学校，便利学龄儿童接受较好的教育；兴建养济院、育婴堂、惠民药局等，保证社会贫困人口得到救助；兴办会馆，方便同乡中外出经商者在遭遇疾病、死亡或经济困境时得到及时的帮助，也方便同乡应试子弟复习迎考、寄寓其中等。
湖北汉阳知府赵玉在《紫阳书院志略序》中说：“各省之会馆遍天下，此之书院即会馆也，而有异焉。崇祀者道学之宗主，而不惑于释道之无稽；参赞之源流，而不堕于利名之术数。入学有师，育婴有堂，宴射有圃，御藻有楼，藏书有阁，祭仪本家礼，御灾有水龙，通津有义渡，宾至如归，教其不如，恤其不足，皆他处会馆之所无，即有亦不全者。”徽商在汉口建立的紫阳书院本身也是体系完备、社会保障功能齐全的会馆，这些徽商在外地兴办的善堂、会馆等经常令徽州籍官员也引以为荣。再以善堂为例，在江南地区以上海徽宁思恭堂最为完善，延伸到周围，有扬州的恭善堂，杭州的惟善堂、江西的笃谊堂和汉口的笃谊堂，其中杭州的惟善堂与上海的思恭堂有相互承接关系，黟县的登善集则成为连接大城市与故土的一个枢纽。上列数堂践行“敦睦之谊，冥明一体，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理念，对于“邑人贫而病卒，而莫能归榇”者，在客居地设立“义阡”，作为“瘗旅之所”。背井离乡尤其是遭遇不幸客死他乡是传统社会人们观念里尤其悲伤的事，“夫羁旅之亡人，生不幸暴露之惨，仁者如伤”，故“重乡谊，悯羁魂”的行为是慈善中的重点举措。因此在徽商行经之地，均设置厝所，“任凭停榇，不计久暂”，类似善举能给予走出去的徽商及其他徽籍人士极大的心理慰藉。这种汇聚众力而建构的社会保障机制树立了徽州人的荣誉感和归属感，也推动了本土和侨寓地区社会秩序的有序化发展。
徽州传统社会保障之所以运行得较为到位，与当地深厚的儒家思想浸染有着密切关系。徽州地区有着刻苦攻读的风气和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不断加深，一些地方甚至将朱熹奉为乡土神，本身就彰显了这种文化特点。人们普遍尊重读书人，遵守礼仪道德，尊老敬长，许多家规族训也纷纷倡导伦理道德，推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讲究“祭如在”，事死如生。许多徽州会馆便是在安顿客死乡亲的原动力之下建立起来的。新安惟善堂的管理规定中说：“凡旅榇之至，则先告于司事，司事即遣信告于其家，予以迎榇限期。其家人有力者，任期自备资用迎归故里；力不足者，酌助之；极无力者，尽给之。”（光绪七年《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其中体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死者尊重和建立和谐人伦秩序的理念。
徽州本地土地贫瘠，逐渐养成了向外发展的传统，既包括宦游的士绅，也包括“贾而好儒”的徽商。徽州士绅是传播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时常讲学于各地会馆，倡导经国序民的社会治理理念，他们为本乡会馆志撰写序言时，亦为会馆注入了鲜明的导民向善意向。他们号召商人捐资、集资或抽厘，亦往往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使商人阶层行走在“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良性发展轨道上。比如庐江人吴赞成为福州安徽会馆全录写序就大力表彰唐俊侯捐巨资襄助，使相距三千里有余的闽皖之间会馆共祀朱熹，“抒桑梓之恭，且志萍蓬之聚”。
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科甲蝉联，海内宗风，官居上爵，代不乏人”的科举兴盛之地，又是“十室九商”“以货殖为恒产”的商贾之乡。外出经商形成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徽商将商业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发展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夫市之有商人，因客居者所倚赖，凡一切善举商家每为之创，而同乡乐观厥成。是故上洋有思恭之举，皋城有敦善之筹，禾郡有广仁之设，苏松等处各立殡房，意美法良，彰彰可考”（光绪十七年《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于是徽宁之旅居镇者，无不敦睦桑梓，声应气求，肫肫然忠厚恻怛之意，出于肺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57页）。
徽州商人设于各地的会馆既是以众帮众的产物，也极大地保障了在外徽人克服资本短缺、疾病困扰、求学无门、求葬无所等窘境。杭州新安惟善堂的规条中明确规定：“登善集每于船户载到之时，照依惟善堂知照分别核收，即于通衢四镇填写各柩姓名、住址，以待亲属领回。或虽有亲属、赤贫者，准其到集报明，司事查其的实与路之远近，助给抬费；或自有山地祖坟可以附葬者，又给助葬钱二千文，此为极贫而论，不得视为常规。倘自能扛抬营葬，有意迟延、托词窘乏者，六个月尚不领回，即代葬集中公地。”（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上册第412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徽商还积极为寄寓地保障事业投资，创办育婴堂、养济院、惠民药局等民生工程，同时建立学校、戏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对于民众捐助社会保障事业，徽州官府多有旌表与奖励，从而在官方社会保障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得到民间社会的大量捐助和支持，各种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建设，无疑减轻了官府的压力，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官府多给予民间组织以合法性的认可，给予备案，颁布告示禁绝地痞恶霸肆意侵扰，还给予“尚义”“义行”等旌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引导崇尚道义的社会风气。“新都（徽州）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近江右出外，亦多效之”（顾炎武：《肇域志》第3册）。因此，这种官民协力共同支撑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比较稳定持久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地的徽州人群体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还有赖于徽州籍官员的护佑和支持，会馆、义庄、义冢等捐款名单中，常常将他们的名字排在前面，遭遇土客纠纷时也常常有他们穿梭其间的身影，其对徽州旅外社会保障机构的作用不容小觑。徽州商人、士绅与徽州籍官员形成相互支撑、相互帮助的关系，比如汉口的紫阳书院实际是商人创办的会馆，却以“书院”冠名，就是一个典型的商绅结合、兼顾义利的事例。徽商子弟许登瀛任湖南观察时，汉口徽商与土著间发生了大规模诉讼事件，许登瀛通过刚上任的湖北巡抚杨馝“饬观察邗江朱公[~符号~]廉得其实，追浮冒，归还祠屋，事始明而祀费有助”（董桂敷《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三《建置·纪书院本末》），使徽商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在其他地方的会馆建设、善堂善会建设中，亦多能见到徽州籍官员的身影，他们不仅用政治影响力来保护这些机构，还以捐助、为会馆善堂撰写楹联、碑文等方式引导其发展方向，规范其商业行为和利润投向。徽州籍官绅和商贾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既积极倡导和捐资捐物，又参与管理，走出了一条以商养学、以学出仕、商学共同反哺社会保障建设的道路，共同促进了徽州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作者：王日根，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