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学界振奋之余，也面临一个自己长期争论、公众万分关切、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高级政治—文化体的出现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什么关系？甚至发问：良渚文化是不是中国文明？
大一统“怪圈”的错误认识
这样的疑惑源于对中国文明形成的错误理解，苏秉琦先生将这种认知称作大一统“怪圈”。
第一个错误是：“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或认为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一直是在先进的中原地区的引领下完成的，这样的引领推动了各地区的一体化，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或认为中原地区因地处“花心”一样的核心地理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率先形成达到“早期国家”级别的政治—文化体，被“花瓣”一样的周边地区尊奉、也尊称为“中国”。此“最早的中国”呼声最高的竞争者包括夏王朝对应的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以及与古史记载的尧的统治中心相符的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处于被引领的地位，未得花心之正位，属于周边花瓣之一，不能作为中国文明的代表。
更有学者将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解读成与以前各地区文化发展没有密切关系，是“断裂”式地横空出世，是“西风”劲吹、“青铜文明”传入的结果，中国文明形成因此呈现出“无边落木萧萧下”“我花开后百花杀”和“月明星稀”的画面。也就是说，距今约3800年的二里头文化定鼎中原之前，很难说中国文明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的地位更是可以忽略。
第二个错误认知是中国早期文明重王权和军权而排斥神权。
依据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西坡遗址和墓地的重要发现，有学者总结出“仰韶古国”的发展模式是“军权、王权结合的基础上突出王权”，具有“稳定内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令人仰慕”和“足以服人”优良品质。这样的社会发展道路更加务实，通过祖先崇拜维系的社会群体也更加稳定，持续发展，成为三代文明之开端，此后数千年绵延不断。
与此相反，红山社会独重神权，良渚社会虽然王权、军权和神权并重但仍以神权为主，两者均属于“神权高于一切”的模式，“无所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时“掌握神权的巫师，不是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管理国家，而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对话秉承神的意志和个人想象来实现领导”，这导致此模式的必然失败。
“最初的中国”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和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跳出了“中原中心”模式的“怪圈”，正确指出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并无强势中心的主导，距今6000年至5300年期间，各地区独立奋进，在自身传统基础上发生“裂变”，都达到过相当高的发展程度，出现苏秉琦形容为“满天星斗”的众多“古国”；在独立发展的同时，各地区也因密切交流和“撞击”，形成了一个与早期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范围契合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范围的认知，催生了苏秉琦所说的“共识的中国”或张光直所说的“最初的中国”。这个“中国”并非占据“天下之中”的某个高级文明体，而是相当于周人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天下”，是覆盖《禹贡》“九州”范围的文化共同体。
在这一模式中，“古国”的出现和“最初的中国”的诞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在此之后，“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发生了跌宕起伏的文化兴衰和动荡整合，包括约距今5300之后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存和庙底沟类型等“原生型”的古国衰落、大汶口文化之西进和屈家岭文化的北进；约距今5300年至4300年良渚的兴起和衰落；约距今4300至3800年陶寺文化的兴起、石峁的兴起、石家河文化的兴起、河南和山东龙山文化诸城林立局面的形成、龙山文化势力之南下和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以及距今3800年二里头文化的勃兴。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应该以“最初的中国”的视角去解读，即每一个事件都不是独立的，都源于各地区的互动，也会对各地区产生深刻影响。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各地区彼此吸收着经验和教训，开展着适合本地区文化传统的政治实践，各地区的一体化也因此日益加强，一些成功的王者开始产生天下一体、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构思苏秉琦所说的“理想的中国”，直至距今3100年前后，周人终于第一次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建立起“现实的中国”。
良渚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关系正需在此“最初的中国”视角下认识。
“熔合”的硕果
良渚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高度，其开创性成果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兴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都邑。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有郭城，总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内城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35处大型建筑基址。
二是首次完成大规模水利系统的建设。古城周边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
三是对大量农产品的控制。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近200吨，附近的茅山遗址发现5.5万平方米稻田，被称作“国营”农场。
四是社会上层对大规模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古城内及周围区域发现玉器、石器等作坊。
五是完成萨满式宗教的系统化，使之成为凝聚和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高等级墓葬以仪式用玉器为最重要的随葬品，琮和璧等玉器上有达到微雕水平的神人兽面和神鸟等精细刻画图像，蕴涵宇宙观和宗教信仰，表明神权的突出地位。
六是制度化的王权和军权的形成。主要证据是高等级墓大量随葬玉钺和石钺。
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中国考古学对于“文明”社会的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正表明世界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从由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和分布地域看，良渚文化的主体人群应来自崧泽文化，但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中以陶器为主要随葬品，未见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良渚和宗教气氛浓厚的凌家滩的联系久已引人注目，凌家滩的突然衰落和良渚遗址群的勃然兴起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红山文化对良渚的影响也日益明确。牛河梁仪式中心表明红山社会上层以宗教权力构建了庞大的政治组织，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实践很可能被传递给良渚，成为其构建同样以宗教为核心的高级政体的范本。
总之，良渚早期国家是熔合“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政治实践经验出创造的辉煌成果。
宗教传统的传承
良渚文化的衰落是距今4300年前后“最初的中国”内的重大事件，并非误入歧途的反面典型黯然离场，而是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良渚整合过的萨满宗教传统的传播力尤其引人注目。良渚最重要的玉器琮和璧在各地广泛流行，源自良渚宗教的獠牙神面、龙形动物、神鸟和代表昆虫蜕变和羽化法力的蝉的形象在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被突出表现，玉器成为这些文化表达权力和等级的重要载体。
这些现象让人联想起中美洲地区在特奥提瓦坎文明衰落后，玛雅文明各城邦对这一圣地的争相模仿；以及玛雅文明衰落后新的羽蛇神信仰的广泛流行。这些萨满式宗教元素其实也被二里头文化继承，并一直沿袭到商代晚期。中国文明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原生文明都一样重视宗教神权。
良渚文化的影响应该不仅限于宗教传统，石峁遗址和龙山文化尧王城遗址同样具有两重城墙环护高台的都邑布局，尧王城遗址发现与良渚类似的底部铺垫石块的筑城技术。我们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上述良渚在六个方面的创造性实践的影响都会越来越清晰，良渚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会越来越明确。
简而言之，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早期国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重要实证，是“最初的中国”第一个灿烂结晶；良渚文化对龙山时代和夏商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良渚申遗的成功再次提醒我们，应以“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多元互动、“撞击”“熔合”的视角分析中国文明起源的宏大进程，跳出“大一统”的怪圈和古史的窠臼，建立真正的“中国学派”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领悟中国文明的特质。
（作者：李新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