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生命，或者说，如何理解怎么活与怎么死，是伦理学自古以来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比如苏格拉底之死，就成为古希腊哲学家们反思善恶、人生与幸福的标志性事件，并影响至今。因此，对人类而言，生命或生死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普遍性的、超越性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文化、任何国家之中，该问题都必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其实与历史上众多促进人类反思生命的事件一样，比如战争、灾祸或者其他种类的疾病等。在某种意义上，疫情可能并不会促进整个人类对生命的理解，但却有可能会促进你、我、他等具体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或者说，你我等特殊的人类个体，或许因为年龄、经历的不同，未曾认真对待或思考过生命的话题，于是疫情便成了促使你我走向反思之路的那个引子，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可贵。
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无论是否发生这次疫情，生命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都始终存在。至少，这里面包含的伦理学话题有：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命运与偶然性的问题、幸福与人生价值的问题、道德义务与慈善志愿的问题、自由与隐私权的问题、公共治理与个人生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伦理学中早就得到了长期的讨论，但在这次疫情中有了较为集中的体现。其中，在笔者看来，最为凸显的问题至少有三个，分别是：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问题、政治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问题。
首先，就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而言，我们似乎要重新反思人类所处的地位。在西方开启现代化道路以来，人类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膨胀，而自然界则沦为了人类统治或随意改造的客体或对象。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人类似乎不仅拥有了统治自然界的信心，也拥有了统治自然界的工具。人类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也习惯于无节制地寻求技术的扩张。可是，我们似乎忘了，无论现代科技有多么强大的“异化”力量，但它依然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而不具有目的性的价值。科技的发展，看似使人类具有了操控自然界的力量，但这或许也只是一种假象。有学者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南北极冰层的融化，地球的生态系统将发生一系列连锁变化，这也包括生命史远远早于人类的病毒有可能会再次现身，等等。于是，放到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去看，人类所有无节制的肆意妄为，都最终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因而我们今天试图“拯救地球”的所有努力，或许都不过是为了拯救人类自己。
其次，就政治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无法脱离政治共同体而生存，并且也只有在良序的政治共同体之中，每个人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幸福与卓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因此，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我们更是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并且为国家更美好的未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方面，政府不仅是一个权力机构，同时也还肩负着保障并促进公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道德职责。
最后，就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问题而言，我们应该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过得更有价值。经过这次疫情，我们无疑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性。但其实，无论是否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或者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都必然难以避免这种脆弱性。而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人类也早已使用了诸多方式，包括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等等。但更重要的是，相较这种脆弱性而言，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度过一种有价值的人生。当我们看到那些身在前线的医务工作者与志愿者的忙碌身影时，相信我们对此或多或少都有了答案。
所以，综上所述，对人类而言，生命伦理的问题是且应该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毫无疑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更容易反思这些问题。但当新冠肺炎疫情退却之后，生命伦理就不重要了吗？我们就不用反思这些问题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在处理完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我们更应该冷静地思考这些伦理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不应是面临困境后的被动反思，而应是处于顺境时的主动探索。
（作者：陶涛，系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