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翻译的时代。人人可译，借助拍照翻译、屏幕划词翻译、搜索引擎翻译等工具，不会外语的人可以轻松应对需要外语的场景；处处皆译，我们用的手机、电脑、护肤品等大都配有已翻译成多种语言的说明书，浏览的国际新闻大多也是编译过来的。翻译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人人可译、处处皆译的翻译质量如何？大量夹杂着英文词汇、复杂句法的欧化汉语，又会给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人们对“翻译腔”已经熟视无睹
人人可译、处处皆译带来了即时翻译、快餐翻译。时效即生命。为了追求效率，我们往往不求甚解，只求大意。在外国餐馆用拍照翻译点餐，或是用屏幕取词翻译了解外语文献的意思，翻译工具的确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加便捷。但如果翻译面向公众，譬如图书翻译、公示语翻译、新闻翻译、说明书翻译等，那就必须力戒这种大致翻译或机械翻译。这种大致翻译或机械翻译往往不够准确，措辞过于欧化，甚至夹杂着不少望文生义的错误。
不少译者一见到“when”就翻译成“当”，习惯用“的”连接多个前置的修饰语；见到英语的被动语态就翻译成“被”字结构，于是出现了“当当不断”“的的不断”“被被不断”的问题。这种欧化的译法，余光中谓之“恶性西化中文”，其恶在于“化简为繁、以拙代巧”。倘若一部译作读来只见一片片拗口的长句，杂有“当当不断”“的的不断”“被被不断”，汉语的简约之美便无从谈起，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然而，很多时候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觉得译文本来就这样。可见，人们对带有“翻译腔”的译文，抱有集体无意识的容忍。这种容忍，意味着大家对“翻译腔”已经熟视无睹。
中文欧化缘起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经历了推崇、反思、调和三个阶段，始终和翻译密切相关。傅斯年早在1919年就倡导“欧化的国语”。而胡适一方面主张文化全盘西化，另一方面却对现代汉语的欧化始终有所保留。鲁迅则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因此主张一种杂合的“欧化语体”。郑振铎、沈雁冰等亦主张语体或文法欧化。
“五四”新文学运动二十年后，人们开始反思欧化的利弊。语言学家郭绍虞承认中文欧化对新文学有一定帮助，同时也指出过度欧化“终不免为行文之累”。在翻译实践方面，归化翻译重新开始盛行。比如，翻译家张谷若用“地道的中文”翻译《德伯家的苔丝》，将英文原作中的威塞克斯方言翻译成了土味十足的山东方言。翻译家傅东华翻译《飘》，把人名地名都中国化了。
过度欧化的直译是对原文的假忠实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到来，翻译中的欧化之风再次兴起，且一直持续至今。这引发了不少学者的担忧，认为“翻译腔”带来的欧化句式会严重影响汉语的纯洁性。
翻译中的中文欧化问题与英语作为全球通行语言密切相关。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最多，可与英语相比，汉语是较少被翻译成外文的语言。据国家版权局统计，2019年我国共引进图书版权15684项，其中英美两国图书引进7643项；同年输出图书版权13680项，其中汉语图书输出到英美1107项。2019年我国英美图书引进数量是汉语图书输出到英美的7倍左右。总体来看，我国图书输出和输入的逆差在缩小，但汉语图书的译出与英文图书的译入逆差极大。
外语的输入，带来的不仅有新观念、新技术，更有外国的文化。随着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不少学者担忧，大量欧化的词汇句法会冲击本土语言生态，可能造成本土语言慢慢丧失自身特性，失去被翻译的可能，从而弱化本土语言在全球语言生态中的地位。人们也担忧，大量欧化的语言会污染纯净的本土语言，造成语言的殖民。这些担忧有一定道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发布了《世界濒危语言地图》，全球大约有6500种语言，其中将近一半处于濒危状态。另据一些语言学家估计，大约每隔一周，世界上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
不过，人类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而交往交流交融又离不开翻译。只要翻译存在，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就我们国家而言，汉语受到英语等其他外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
语言自有其净化筛选的内在机制，它会在与其他语言的交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譬如，一些从外语中翻译过来的词汇已经变成汉语的一部分，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来自外语。汉语人称代词有性别之分始于1917年，受英语影响，出现“他”“她”“它”的单数人称代词，后来又受法语影响，出现对应的复数形式“他们”“她们”“它们”。至于句式方面，“之一”“与其说，不如说”等外来句式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增强了汉语的逻辑性、严密性。总之，从外语中引进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大大增强了汉语的包容性。
至于人们担心的汉语过度欧化的问题，除了有译者翻译能力不足的因素，主要还是由于文化交流的失衡。因此我们反对的不是有益于语言和文化发展的欧化，而是过度欧化。过度欧化的文体大量使用“被”字句，过多使用抽象名词、连接词，复制原文的长句结构，往往长篇累牍，行文生硬，甚至逻辑混乱。这种所谓的直译，是对原文的假忠实，亦即钱锺书先生所批判的，可以列为“撒谎表”。
结合具体语境选择合适的翻译技巧
语言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两种语言、文本、文化的对话。译者带着自身的历史视域，走进源语文本的视域，在跨越时空、跨越文化的对话中，两种视域得以融合，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因此，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与本土文化建构息息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译者须以本土文化建构、传播为己任，结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具体语境，依据读者对象、文本类型、翻译的方向（译入还是译出），正确使用翻译技巧。
其一，译者在翻译之前，应弄清楚文本属于哪个类型、谁来阅读文本等基本问题。鲁迅曾经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提出“硬译”，译文带有明显的“翻译腔”，但并非他的所有译文都如此。他考虑到文本功能、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的差异性，在翻译文艺理论时，针对受了良好教育的读者，采用“硬译”的翻译策略，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则以意译为主。
其二，要视翻译的方向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方式。针对翻译理论学家韦努蒂为阻抗英语文化霸权所倡导的异化策略，爱尔兰学者迈克尔·克罗宁认为，为了保存爱尔兰语的特性和差异性，应该用地道的爱尔兰语翻译英语文本，用阻抗式、带有爱尔兰语特征的英语翻译爱尔兰语文本。同样，译者在将英语文本翻译成中文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形，合理决定译文“翻译腔”的程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文化，体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在“英译中”时用带有一点“翻译腔”的译文呈现他者文化的新和异；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汉语文化的独特性，应该避免低级负面的机械“翻译腔”，根据译文功能、文本类型、读者对象等的不同减少对欧化句式的使用，并对原文中的错误价值观予以修正。
总之，语言和翻译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透明之物，带有“翻译腔”的译文在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承担的是特定的文化政治任务，而在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译者须从文化战略的高度，综合考虑影响翻译和文化的诸种要素，采取最适当的翻译方式，在翻译中推动本土文化的建构和传播。
（作者：于德英，系鲁东大学教授，本文为山东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哲学思维方式的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阶段成果）
